文学小言 - (TXT全文下载)

书籍类目：集藏 - 文评
书籍内容：

文学小言
王国维
（一）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古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以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辩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污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餔錣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

（二）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放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三）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錣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放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玄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錣的文学之记号也。

（四）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遂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六）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眼睍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九）

“驾波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

（十一）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

（十二）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

（十三）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十五）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以不可更僕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 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錣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餔錣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
　
国学丛刊序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幾《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如各史文苑传。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学，而从彼学。且于一学之中，又择其一部而从事焉。此不独治一学当如是，自学问之性质言之，亦固宜然。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学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学、真为学者，可信其无是也。

夫然，故吾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可得而详焉。何以言学无新旧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弃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此二学之异也。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

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无用之论，则比前二说为有力。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偏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尠。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然自他面言之，则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端。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王国维<<元曲之文章>>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者。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余龠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词，固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节选自《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安《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

　　问王君此书何以有价值？则答之曰：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今欲追寻往迹，诚难诚难。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使臧晋叔未尝刻此，则今人竟不能知元剧为何物。持此以例其他，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渊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籀览一过，见其条贯秩然，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可以为难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王先生评元剧之文章，有极精之言。今撮录如次——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
　　　　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
　　　　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
　　　　“臧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
　　　　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
　　　　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
　　　　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
　　　　秀杰之气，时时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
　　　　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
　　　　然之结果，抑其次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
　　　　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
　　　 《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
　　　　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
　　　　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
　　　　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
　　　　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思：即列之于世界大悲
　　　　剧中，亦无媿色也。（按，即此而论可见中国戏剧历
　　　　代退化。）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
　　　　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
　　　　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
　　　　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
　　　　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
　　　　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
　　　　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书中善言，不遑悉举，姑举数节以见其余，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年来闻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谓“遗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应论，就本书，论本书，却为甚有价值耳。至于今日，中国声乐之学，衰息极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资现在，则此书而外，更应撰论述明南曲之书词之来源与变化，汉魏以来，至于明清声乐之迁嬗，亦应有专书论次。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乐学书中，燕乐考原。声律通考虽精，而所说终嫌太少也。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一）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长洛克济Loczy教授，曾随伯爵斯布尼Count Szechenyi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访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严之上，在敦煌东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叹洛氏之言不诬。窟穴大小殆以百数，高下成列颇不整齐，石色纯黑，上施雕凿，洞之大半，皆有画壁，美丽殊伦，完缺不一；绘画之法源自身毒。余于和田沙漠所掘废寺佛画，规摹气韵，大略相同，造像之多，与画壁等，可证古代支那印度美术交通；惜多为后人补葺，失其真矣！

严洞之傍，颇多碑碣，证此古寺建于唐代，当时佛教盛于支那。又二百年间，西陲无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讫于蒙古之兴，则外常为蛮族之所蹂躏。寺宇之丽，僧尼之数，为之大减矣！顾情势虽变，而宗教未革。余周览各洞，多见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种制作，稍属后代。读《马哥波罗旅行记》中《沙州》一篇，可见元时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二）
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
余于五月二十日，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发见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古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
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对神与人均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蒋师爷（编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元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与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耳！虽荒唐之西游记，视元奘为神人者，其说不见于《大唐西域记》，然此与余事，何关系乎？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元奘译。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蒋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元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三）

道士既闻此说，始敢启大门招余入。余等入门，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顾在室中，不能阅览一物。道士乃手持数卷，导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览之。余下帷审阅，以免人探伺，不觉惊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轴，大抵汉文写经，高约一尺，卷束甚厚。虽完好如故，然观其纸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码左右，故求其所记时代，甚为烦难。后于汉文大经卷背面，发见印度婆罗谜草书Indian Brahmi Soript，积疑始释，足证写经之时，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为稍古之事矣！一切写本，依然初藏时之形状，且无几微湿气，盖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惊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佛像之下，画礼拜者，其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后蒋君发见供献簿果，证为第九、第十两世纪之物。作画之绢，薄而透明，精细无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开视颇险，当时亦无馀晷，以细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画脱此危地，而免守者之伤损。后见道士观此唐代遗物不足贵，心乃大慰。又不敢大加审谛，恐其以余为酷嗜之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四）

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然余实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