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言 - (TXT全文下载)

谢道士之殷勤也。余于第一包裹内，已发见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叶甚多，所谓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此种书叶，由其形制观之，均属于六种不同写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见，此体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藏文、汉梵对译文束中拾取此种残叶，道士虽以取携为劳，然甚轻视此，故心颇慰矣。

后数日间所为之事与所见之物，不暇殚述。有一大束充以杂书画布及种种纸叶，其最可贵者为贝叶梵文大书，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书之材料，示其来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未有古于是者。吐蕃文书，有卷子本，有扑叙斯Pothis本，书亦甚多，且除南方书籍外，尚有他书，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至第十世纪尚存，其时佛教盛行国中，一时或曾据敦煌之地，故回鹘文写本多至数大束。又摩尼教经之以开突厥文Kok-turki及叙利亚文Syriac书者，亦见于此云。

汉文残纸片，骤视之若稍不足珍，然实有古物学上之价值。其中杂记如书札寺历等，充斥于道士所谓废纸中，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载年月，亦足证石室之闭，在耶稣纪元千年以后也。其封闭之故，实惧兵祸，然先是此室必为寺中储藏故物之所，故当封闭之时，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后，复检所得汉文书卷，其所纪年月，有在纪元第三世纪者，然定其最古写本始于何时，尚须假以岁月之研究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五）
余以多日之劳，速检室顶之丛残卷束，而选写本图画，及他古物之特异者，乃开汉文写本卷轴之大匮。虽道士之心，已为贿赂所易，然颇有难色。又清理全室之事，虽胆壮者犹为寒心，况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未果，于室下得画绢若干束，又于汉文卷中得中亚细亚婆罗谜文，及他文写本等。此处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为彼有。而交易之道，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义，施诸寺宇；所取诸物，亦以假归细阅之美名，携至余处，初无一人知者。
购取之事，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则又有说，兹不暇述。当道士既得马蹄银后，暂至敦煌，验其名望，不减于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购此，将以佛教之文学美术播于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后此灭亡之厄，甚盛业也。余四月以后，复至兹寺，道士对余无异词，余心尤慰。迄今日二十四箱之写本，与五箱之图画绣品他物等，安抵伦敦，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
余于六月中旬，始毕千佛洞画壁造像之摄影。古物之研究告终，乃从事于地理上之探检。此次事业自南山始，余以书籍寄于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脉。此脉实苏勒河与敦煌河之分水界。途中于乔梓村畔两小山脉之间，发见大废址，昔有运河导川至此，遗迹犹存。然其旁耕地，今皆不见。天时人力，全由乾燥而变，其初盖可想矣！
是处暴风间作，沙山颇峻，故掘地之事，苦于难施。然由古物上之证据，知此废城在耶稣纪元后十二三世纪，尚有居人，其残垣之存者，尤足证数百年来之风力，面东之坦为飞沙冲击，残毁无余；而南北二垣与东风平行者，尚完好如故。及入谷中，即大西河横绝外山脉之处，又有洞宇无数，谓之万佛峡，今日犹为瞻礼之所。庙貌之古，仿佛千佛洞，画壁极大，亦甚完全，作于第八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更足印证当时之佛教画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六）

自是以往，高峰相衔，巅戴冰雪，俯视疏勒河以西不毛之高地，测量既竟，下至昌马。旋渡昌马河，经未探险之山地。虽在夏季，犹以乏水为苦，遂由嘉峪关入长城。余于此又得决古长城之疑问焉。夫今日中西图籍，均以肃州西南边墙，讫于南山之足者，为古长城尾。又数世纪以来，西域人之访嘉峪关者，无不以是处为中国本部门户。然据中国古书，则关城当远在其西。余于敦煌沙迹中，所发见之古长城遗筑，更足征实此说也。苟一细思，其疑立释。盖嘉峪关附近，实二种防御线之交点；此二线之建筑年代不同，宗旨亦异。一线来自甘州肃州之北，本与安西之长城相接，乃纪元前二世纪所筑也；筑城之旨，在保障南山阴之狭地，及前汉以后，国力更张，此地遂为自中国入西域之孔道。第二线则与第一线互为直角，即嘉峪关城，此后世所筑；其旨在塞西域通路，盖中国守闭关主义以后矣！

余久往肃州，至七月杪始启行，探中部南山。盖地方官吏于余虽甚亲厚，然惧南山寇盗，不任余行，坚请而后可，而转运之事尤多阻碍。甘肃人民以山外之地为人迹所不至，颇惮于行。后虽以官力雇得夫役骡马，皆以早归为约，故唯于利区托芬Richthofen Range 及托雷Tolai Range 两山脉间地，得有向导。此距海面一万三千尺之处，见有金穴，西宁之民在此淘洗云。

余离金矿，正值雪融之际，自是以往，不见人迹。是月之杪，始见蒙古人牧地数处，其地直甘州之南，惟南山堀起，而南走哈喇淖尔及青海间也。其地有四山脉，界画分明，中间山谷亦颇开广，故虽无向导，而不至迷失，测量之事亦颇便利。所过牧地，在距海面万一千尺至万三千尺之间，人畜饥疲，为之苏息。惟大谷之中，空气蒸湿，与南山西部绝异。霰雪日降，道路泥泞，行路之难盖可知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七）
天然之阨既如是矣！重以中国圉人，畏惧艰险，出于天性，视此山中危险，充塞闻见之外，加以想像，群思遁逃，不止一次，余与蒋君且抚且励，始得无事。彼等如年老之人，历险既多，畏事愈甚，及偶值危地，则又如群孩在林，不知所措，故蒋君与余恒谓之曰年老之孩。肃州官吏所派护兵亦然。又赢粮不多，中途自困。适余携有大麦，本用饲马，遂以给之，彼等以非常食，不敢入口，蒋君取而食之，然后敢食；后猎得野骡，遂以获济。
自肃州启行后，已行四百余英里，至八月后，乃测量中部南山迤北之三山脉。此三山脉之经度，在甘州肃州之间，高峰戴雪，距海面万八千尺至万九千尺，凡疏勒河及河水之北流者，途中皆得其源于冰岭之中，余所取之道，务与俄国探险家奥伯拉启甫 M . Obruheff 及哥兹老夫Dozloff异路。三脉中偏南一脉，冠以冰雪，此疏勒河与哈喇淖尔青海水源分界之处，余辈测量，循其北面秀峰连岭，皆高于其北二山脉，其间山谷亦高至万三千英尺，疏勒河诸源之所萃，自此以往，入大通河发源之高地，此河乃黄河最北之大源。故余于此处实触太平洋之流焉。遂北至甘州河流域之高地，越得区托芬之连岭，谷中水势泛滥，行李颇艰。然弥望茂林，大半枞树蔽亏坡麓间，与西部南山之荒凉寒互迥殊。伙伴印人兰沁Ram Singh专司测绘之事，其图中所测山地，自安西至甘州凡二万四千英方里云。
余于九月初，自甘州长行，拟至塔里木河域，以从事第二次冬期探险。此行为调查古物及他故，乃出哈密吐鲁番之骆驼大道，往来西域者不由罗布淖尔，而由此道，盖已千三四百作年矣！余于甘州至安西途中，时折而北，以探长城遗址，知古之长城，实极于安西。是春夏间之所想像者，遂实证之矣！及抵安西间，沁体弱不堪冬行，乃令其由和阗归印度，便道测敦煌至若羌Charklik（在罗布淖尔之南）之连山，而以拉尔沁Rai Lai Singh从余行，拉氏曾从事异门Yemen至中东部之测量，甚以劳动及精细著者也。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

安阳所出龟甲兽骨，皆刻商代卜辞，文字奇古，比彝器古文尤为难读。光绪季年，丹徒刘氏拓印所藏甲骨为《铁云藏龟》，于是世始知有此物，瑞安孙仲容徵君诒让为之《札记》。宣统元年，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卜辞文字始有条理可寻。参事东渡后，复拓印所藏甲骨为《 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殷墟书契精华录》一卷。去年岁杪，其《殷墟书契考释》 始成，于是卜辞文字可读者，十得五六。盖 近 世 之 言 古 文 者，以 此 书 为 最 善 矣。参事《自序》 曰：宣统壬子冬，余既编印《 殷墟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 六万余言。既竟，爰书其端曰：予读《诗》《书》 及周秦之间诸子、太史公书，其记述殷事者，盖寥寥焉。

孔子学二代之礼，而曰“杞宋不足徵”，殷商文献之无徵，二千余年前，则已然矣。吾侪生三千年后，乃欲根据遗文，补苴往籍，譬若观海，茫无津涯。从事稍久，乃知此事实有三难：史公最录商事，本诸《诗》《 书》，旁览《 系本》。顾考父所校，仅存五篇，书序所录，亡者逾半。《系本》一书，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难一也。卜辞文至简质，篇恒十余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谊益难知。其难二也。古文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或数语之中，倒写者一二，两字之名，合书者七八。体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难三也。今欲祛此三难，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小篆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局鐍为开，稽其所得，则有六端：

一曰帝系。商自武汤，逮于受辛，史公所录，为世三十。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三。史称大丁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较以前史，并与此异。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乙，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所未知。此足资考订者一也。

二曰京邑。商之迁都，前八后五。盘庚以前，具见《书序》。而小辛以降，众说多违。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徙于武乙，去于帝乙。又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国尚号商。书曰戎殷，乃称邑而非称国。此可资考订者二也。

三曰祀典。商之祀礼，迥异周京，名称实繁，义多难晓。人鬼之祭，亦用柴2 。牢鬯之数，亦依卜定。王宾之语，为《 洛诰》 所基。3 刚之荐，非镐京所创。此可资考订者三也。

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4 者，则依4 名。又大事贞龟，小事骨卜。凡斯异例，先儒未闻。此可资考订者四也。

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于雅颂。大史之职，亦具春官。爰及近臣，并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资考订者五也。

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4 非睪。鸟鸣之字，从鸡非鸟。佳鸟不分，子5 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二篆，多同古文。古文之真，间存今隶。此可资考证者六也。

予爰始操翰，讫于观成，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以兹下学之资，勉几上达之业。而既竭吾才，时亦弋获，意或天启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赜索隐，疑蕴尚多。覆篑为山，前修莫竟，继是有作，不敢告劳，有生之年，期毕此志。订讹补阙，俟诸后
贤。他山攻错，1予望之。
（某些打不出的字以阿拉伯数字代替）

罗振玉流沙坠简序

予与罗叔言参事，考证流沙坠简，近始成书，罗君作序，其文乃类孔仲远《 诸经正义序》 及颜师古《汉书注序》，兹并录之。曰：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人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板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顾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竟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作而叹曰：千余年来，古简策见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石。顾厘冢遗编，亡于今文之写定；楚邱竹简，毁于当时之炬火；天水所得，沦于金源。讨羌遗檄，仅存片羽，异世间出，渐灭随之。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先，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或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 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代迁，证许祭酒之说。是亦名物艺事，考镜所资， 如斯之类，偻指难罄。惟是此书之成，实赖诸贤之力，沙氏辟其蚕丛，王君通其艺术，僧雯达识，知《周官》之阙文，长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谫劣，滥于编摩,蠡测管窥，裨益盖鲜。尚冀博雅君子，为之绍述，补阙纠违，俾无遗憾。此固区区之望，亦两京博士及王君先后述作之初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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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书契考释序

上虞罗叔言参事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海宁王静安为之后序，惟其初稿乃用骈体，笔意渊雅，有北朝初唐人遗意，近时作者，不能及也。其词曰：商遗先生《 殷墟书契》 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炎汉以来，古文简出，孔壁汲冢，与今之殷墟而三。壁中所得，简策殊多，尚书礼经，颇增篇数。然淹中五十六卷，不同于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见于今文者廿九。因所己知，通彼未见，事有可藉，切非至难。而太常所肄，不曲台之书；临淮所传，亦同济南之数。虽师说之重，在汉殊然，抑通读之方，自古不易。至于误厨序，以B为均，文人之作宁人，大邑之书天邑，今古异文而同谬，伏孔殊师而沿讹。言乎释文，盖未尽善。晋世中经，定于荀东。今世所存，穆传而已。读其写定之书，间存隶古之字，偏旁缔构，殊异古文。随疑分释，徒成虚语，校之汉人，又其次矣。其余郡国山川，多出彝器，始自天水，讫于本朝。吕薛编集于前，阮吴考释于后。恒轩晚出，尤称绝伦。愿于创通条理，开拓阃奥，慨乎其未有闻也。夫以壁经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汉晋，非绝远之世；彝器多出两周，考释已更数代，而校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乎宣圣之所无徵，史籀之所未见，去古滋远，为助滋寡，欲稽而明之，岂易易哉。

殷墟书契者，殷商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勒于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章畋渔，至于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爰自光绪之季，出于洹水之墟。先生既网罗以入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复于暇日，撰为斯编。余受而读之，见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轸南阁之书，假途苍姬之器，会合偏旁之文，剖晰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校以发其凡，悟一形繁简之殊，起两字并书之例。上池既饮，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陈，斯举隅而三反。颜黄门所谓癒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者，斯书之谓矣。

由是大乙卜丙，正传写之伪文；入商宅殷，辨国邑之殊号。至于诹日卜牲之典，王宾有睪之名，賧燎薶沈之用，牛羊太豕之数。损益之事，羌难问夫周京；文献之传，夙无徵于商邑。凡诸放佚，尽在敷陈，驭烛龙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扫荒翳，以视安国所隶定，广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难易，功之多寡，区以别矣。是知效灵者地，复开宛委之藏；宏道惟人，终伫台陵之说。后有作者，俟此知津。甲寅冬十有二月旬有一日。海宁王国维。

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走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宁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放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中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界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放北方学派中，而无与放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放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现，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于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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