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 - (TXT全文下载)

。”此朱子矜慎之处，亦由未能专信《公》、《榖》，故义例无所依据也。

　　三《礼》本是实学，非可空言；故南北学分，而三《礼》皆从郑注；皇、熊说异，而皆在郑注范围之中。宋时三礼之学，讲习亦盛。王安石以《周礼》取士。后有王昭禹、易袚、叶时，皆可观。《仪礼》有李如圭《集释》、《释宫》，张淳《识误》，并实事求是之学。《礼记》，卫湜《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陈祥道之《礼书》一百五十卷，贯通经传，晁公武、陈振孙服其精博。窃谓祥道之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宋人治经，务反汉人之说。以礼而论，如谓郊禘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禘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三代之礼久亡，汉人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古时宫室制度，至汉当有存者。如周之灵台，汉时犹在，非后人臆说所能夺也。若古礼之不宜于今者：郊禘一岁屡行，天子难于亲出；宗庙四代选毁，人情必疑不安。后世天则每岁一郊，祖则同堂异室，此皆不必强摹古礼，亦不必以古礼为非，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以十七篇为主，取大、小戴及他书传所载系于礼者附之，仅成家、乡、邦国、王朝礼，丧、祭二礼未就而朱子殁，黄榦续成之。其书甚便学者，为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所自出。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己，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世讥郑康成好改字；不知郑《笺》改毛，多本鲁、韩之说；寻其依据，犹可征验。注《礼记》用卢、马之本，当如卢植所云“发起纰缪”；注云“某当为某”，亦必确有凭依。《周礼》故书，不同《仪礼》；今古文异，一从一改，即以《齐》、《古》考《鲁论》之意。《仪礼》之《丧服传》，《礼记》之《玉藻》、《乐记》，虽明知为错简，但存其说于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说经，如此其慎，岂有擅改经字者乎！唐魏征作《类礼》，改易《礼记》次序，张说駮之，不行，犹得谨严之意。乃至宋而风气大变。朱子注《论语》，不删重出之章；“与其进也”三句，不钩转其文，但存其说于注。注《诗》“爰其适归”，云《家语》作奚，而不改为奚；据古本“上帝甚蹈”，云《国语》作神，而不改为神；体例犹未失也。独于《大学》，移其文，又补其传；《孝经》分经传，又删经文；未免宋人习气。而移《大学》先有二程子，删《孝经》云本胡侍郎、汪端明，则未可尽为朱子咎。若王柏作《书疑》，将《尚书》任意增删；《诗疑》删《郑》、《卫》，《风雅颂》亦任意改易；可谓无忌惮矣。《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经学至斯，可云一厄。他如俞廷椿《复古编》，割裂五官，以补冬官；吴澄《礼记纂言》，将四十九篇颠倒割裂，私窜古籍，使无完肤。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

　　●九、经学积衰时代

　　唐、宋明经取士，犹是汉人之遗；而唐不及汉，宋又不及唐者，何也？汉以经术造士，上自公卿，下逮掾吏，莫不通经。其进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贤良对策。若射策中科，止补文学掌故、博士弟子员，非高选也。唐之帖经，犹汉之射策；其学即浅，而视之又不重。所重视者，诗赋之辞，时务之策，皆非经术。援经义对策者，仅一刘蕡引《春秋》正始之文，发宦侍无君之隐。以直言论，固属朝阳之凤；以经义论，亦同独角之麟；而唐不能用。此其所以不及汉也。宋仁宗始复明经科，神宗变帖经为墨义。贴经之记诵属实，非数年不为功；墨义之文字蹈空，即一时可猝办。唐时帖括全写注疏，议者病其不能通经。权德舆谓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傥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宋用墨义，正如权德舆所料。又专用王氏《新学》，不遵古义。苏轼以为黄茅白苇，徐禧言窃袭人语不求心通者相半，此其所以并不及唐也。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朱子答人问胡安定云：“寻常亦不满于胡说，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说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夫以胡安国《春秋传》，后世颁之学官，用以取士者，犹不免与时文答策相似；皆由科举之习深入人心，不可涤除。故论经学，宋以后为积衰时代。

　　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元、明之经义，本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墨义之法，命吕惠卿、王雱等为之，而安石自撰《周礼义》，使雱撰《诗》、《书义》，名为《三经新义》，颁行天下。夫既名为《新义》，则明教人弃古说，以从其新说。陈后山《谈丛》言：荆公《新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是安石立法不善，当时已自悔其失；而其书至南宋始废。赵鼎谓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谓安石使学者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南宋虽废《新义》，而仍用其墨义之法。朱子谓经义甚害事，分明是侮圣人之言，诗赋却无害。朱子岂不知经义取士优于诗赋，而其言如是，则当时经义为经之蠹可知。元人因之，而制为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乃改四书五经义。其破承原起之法，本于元王充耘《书义矜式》，又本于吕惠卿、王雱之墨义。名为明经取士，实为荒经蔑古之最。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

　　宋人说经之书传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为盛而以为衰者，唐人犹守古义而宋人多务新义也。唐人经说传世绝少，此亦有故。考《唐书经籍志》，唐人自为之书二万八千余卷，《五经》义说著于录者凡数十种，则亦未为鲜矣。而今所传不及什一，由于其时刊本未出，传钞不易，一遇兵燹，荡为煨烬。世传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后什八九。此非特唐人所著之书为然，亦非特唐人所著经说为然也。又自宋末元、明，专用宋儒之书取士，注疏且束高阁，何论注疏之外！于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于兵燹者，尽亡于宋以后。所以唐人经说传世寥寥。宋则刊刻已行，流传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传宋人文集说部皆十倍于唐人，非止经说。是未可以经说之多寡判唐、宋之优劣也。五代极乱之时，忽开文明之象；如锓木一事，实为艺林之珍。《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经书之有木板，实始于此。逮两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后之书所以多传于今日也。

　　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于是郑学行数百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懿彼两贤，师法百祀。其巍然为一代大宗者，非特以学术之闳通，实由制行之高卓也。以经学论，郑学、朱学皆可谓小统一时代。郑学统一，惟北学为然；所谓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若南学，则兼用伪孔、王、杜，而不尽宗郑、服；是犹未得为统一也。朱学统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姚枢、许衡、窦默、刘因辈翕然从之。于是元仁宗延祐，定科举法，《易》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惟《礼记》犹用郑注，是则可谓小统一矣。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而南并于北，经学亦北反并于南。论兵力之强，北常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隋、元前后遥遥一辙，是岂优胜劣败之理然欤？抑报复循环之道如是欤？

　　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刘敞、王安石诸儒，其先皆尝潜心注疏，故能辨其得失。朱子论疏，称《周礼》而下《易》、《书》，非于诸疏功力甚深，何能断得如此确凿。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如熊朋来《五经说》，于古义古音多所抵牾，是元不及宋也。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凭臆说，杨慎作伪欺人，丰坊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以行世而世莫能辨，是明又不及元也。顾炎武论《书传会选》云：“其传中用古人姓名、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出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其论明之不及宋、元，可谓深切。元、明人之经说，惟元赵汸《春秋属词》，义例颇明。孔广森治《公羊》，其源出于赵汸。明梅鷟《尚书考异》，辨古文之伪，多中肯綮，开阎若璩、惠栋之先。皆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也。

　　明永乐十二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后，越八百余年而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顾炎武谓：《春秋大全》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诗经大会》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其三经，后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四库提要》更加考定，谓《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书，饾饤成编；《书传大全》亦剿袭陈栎《尚书集传纂疏》、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澔书之列于学官自此书始。案官修之书，多剿旧说，唐修《正义》，已不免此。惟唐所因者，六朝旧籍，故该洽犹可观。明所因者，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甚。此《五经正义》至今不得不钻研，《五经大全》入后遂尽遭唾弃也。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全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经义考》所目为兔园册子者。故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而剥极生复，贞下起元，至国朝，经学昌明，乃再盛而复古。

　　●十、经学复盛时代

　　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降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五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列首，分为十类。夫汉帝称制临决，未及著为成书；唐宗御注《孝经》，不闻遍通六艺。今鸿篇钜制，照耀寰区；颁行学官，开示蒙昧；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乾隆五十八年，诏刊十三经于太学，依开成《石经》，参以善本，多所订正。嘉庆八年，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尤为一代盛典，足以别黑白而定一尊。

　　凡事有近因，有远因。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一则明用时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阎若璩谓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欺为近因。一则朱子在宋儒中，学最笃实。元、明崇尚朱学，未尽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又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后以宋孝宗崩，宁宗应承重，而无明据，未能折服异议；及读《仪礼疏》，郑答赵商问父有废疾而为其祖服制三年斩，乃大佩服。谓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诚未有断决。朱子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盖因乎此；惜书未成而殁。元、明乃专取其中年未定之说取士，士子乐其简易。而元本不重儒，科举不常行；明亦不尊经，科举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实，非朱子之过也。朱子能遵古义，故从朱学者，如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诸儒，皆有根柢。王应麟辑《三家诗》与郑《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之派。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开国初汉，宋兼采之派。斯为远因。圣人之经，本如日月，光景常新，有此二因，而又恭逢右文之朝，宜其由衰而复盛矣。

　　由衰复盛，非一朝可至；由近复古，非一蹴能几。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为梨洲、亭林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乃以黄、顾二公附于册后。窃谓如江氏说，国初诸儒无一真知灼见者矣，岂独黄、顾二公！《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以阎为真知灼见；案阎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伪，而其《疏证》信蔡《传》臆造之事实，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说《诗》，以王柏《诗疑》为然，谓《郑》、《卫》为可删；乃误沿宋学，显背汉儒者。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当时如胡渭《易图明辨》，能辟《图》、《书》之谬，而《洪范》并攻汉儒。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能駮宋以申毛，而经说间谈佛教。万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与朱子立异。朱子疑伪孔古文，而毛以伪孔为可信；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此则朱是而毛非者。虽由门户之见未融，实以途径之开未久也。此等处宜分别观之，谅其求实学之苦心，勿遽责以守颛门之绝业。

　　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惠周惕子士奇，孙栋，三世传经。栋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书。论者拟之汉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而惠氏红豆山斋楹帖云：“《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学未尝薄宋儒也。戴震著《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兼通历算声韵，其学本出江永，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毛郑诗考正》尝采朱子说。段玉裁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学》云：“或谓汉人言小学谓六书，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段以极精小学之人，而不以汉人小学薄朱子《小学》。是江、戴段之学未尝薄宋儒也。宋儒之经说虽不合于古义，而宋儒之学行实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独得之处。故惠、江、戴、段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儒抹杀。学求心得，勿争门户；若分门户，必起诟争。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焦循贻书诤之，谓当改《国朝经学师承记》，立名较为浑融。江藩不从，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

　　国朝经师，能绍承汉学者，有二事。一曰传家法，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段师弟，无论矣。惠栋弟子有余萧客、江声。声有孙沅，弟子有顾广圻、江藩。藩又受学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钱大昕有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侗。段玉裁有婿龚丽正，外孙自珍。金榜师江永。王念孙师戴震，传子引之。孔广森亦师戴震。具见《汉学师承记》。他如阳湖庄氏《公羊》之学，传于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子乔枞；皆渊源有自者。一曰守颛门。阮元云：“张惠言之《虞氏易》，孔广森之《公羊春秋》，皆孤家专学也。”阮氏所举二家之外，如王鸣盛《尚书后案》，专主郑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专考今文；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专宗《毛诗》；迮鹤寿《齐诗翼奉学》，发明齐《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兼考鲁、齐、韩《诗》；凌曙、孔广森、刘逢禄皆宗《公羊》，陈立《义疏尤备》；柳兴宗《榖梁大义述》，许桂林《榖梁释例》，皆主《榖梁》，钟文烝《补注》尤备；《周官》有沈彤《禄田考》，王鸣盛《军赋说》，戴震《考工记图》；《仪礼》有胡匡衷《释官》，胡培翚《正义》；《论语》有宋翔凤《说义》，刘宝楠《正义》；《孟子》有焦循《正义》；《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皆卓然成家者。家法颛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传家法则有本原，守颛门则无淆杂。名家指不胜屈，今姑举其荦荦大者。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两汉今文家说亡于魏、晋；古文家，郑之易，马、郑之《书》，贾、服之《春秋》，亡于唐、宋以后。宋王应麟辑《三家诗》、郑氏《易注》，虽蓃采未备，古书之亡而复存者实为首庸。至国朝而此学极盛。惠栋教弟子，亲授体例，分辑古书。余萧客《古经解钩沈》，采唐以前遗说略备。王谟《汉魏遗书钞》，章宗源《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经说尤多。孙星衍辑马、郑《尚书注》，李贻德述《左传贾》、《服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考《今文尚书》、《三家诗》。其余间见诸家丛书，抱阙守残，得窥崖略，有功后学者，此其一。一曰精校勘。校勘之学，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至宋，有三刘、宋祁之校史。宋、元说部，间存校订，然未极精审，说经亦非颛门。国朝多以此名家，戴震、卢文召、丁杰、顾广圻尤精此学。阮元《十三经校勘记》，为经学之渊海。余亦间见诸家丛书，刊误订讹，具析疑滞，有功后学者，又其一。一曰通小学。古人之语言文字与今之语言文字异；汉儒去古未远，且多齐、鲁间人，其说经有长言、短言之分，读为、读若之例。唐人已不甚讲，宋以后更不辨。故其解经，如冥行擿埴，又如郢书燕说，虽可治国，而郢人之意不如是也。小学兼声音故训。宋吴棫、明陈第讲求古音，犹多疏失。顾炎武《音学五书》，始返于古。江、戴、段、孔，益加阐明。是为音韵之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昌明许慎之书。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后有王筠、苗夔诸人，益加阐明。是为音韵兼文字之学。经师多通训诂假借，亦即在音韵文字之中；而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为训诂之学。有功于后学者，又其一。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榖》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论经学于今日，当觉其易，而不患其难矣。乃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固无可烧之理；而学之简明者有用，繁杂者无用，则不可以不辨。《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艺，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简明有用之学也。又曰：“后世便辞巧说，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繁杂无用之学也。今欲简明有用，当如《汉志》所云“存大体，玩经文”而已。如《易》主张惠言《虞氏义》，参以焦循《易章句》、《通释》诸书；《书》主伏《传》、《史记》，辅以两汉今文家说；《诗》主鲁、齐、韩三家遗说，参以毛《传》、郑《笺》；《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陈立之书；治《左氏》者，主贾、服遗说，参以杜《解》；《三礼》主郑《注》，孔、贾《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细碎者姑置之。后儒臆说，极屏勿观。则专治一经，固属易事；兼通各经，亦非甚难。能考其源流而不迷于涂径，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以孔教为可废哉！

　　《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二书，于国朝诸家，蓃辑大备；惟卷帙繁富，几有累世莫殚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一知半解，可置不阅。今之治经者，欲求简易，惟有人治一经，经主一家；其余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经，更可从缓。汉注古奥，唐疏繁复，初学先看注疏，人必畏难，当以近人经说先之。如前所列诸书。急宜研究。或犹以为陈义太高，无从入手，则《书》先看孙星衍《今古文注疏》，《诗》先看陈奂《毛氏传疏》亦可。但能略通大义，确守古说，即已不愧颛门之学。此古之治经者所以重家法而贵颛门也。国朝诸儒有承家法而守颛门者，亦有无家法而非颛门者；今主一家，当取其有家法与颛门者主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具列家法颛门甚详，其成书在乾、嘉之间，故后出者未著于录。嘉、道后，治今文说者，《师承记》皆不载，《皇清经解》亦未收其书，书具见于《续经解》中，故《续经解》更切要于前《经解》也。学者诚能于经学源流正变研究一过，即知今之经学，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莫不著有成说，津逮后人。以视前人之茫无途径者，实为事半功倍。盖以了然于心目，则择从甚易，不至费日力而增葛藤。惟西汉今文近始发明，犹有待于后人之推阐者，有志之士，其更加之意乎！

　　《四库提要》经部总叙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原注：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案二千年经学升降得失，《提要》以数十言包括无遗，又各以一字断之。所谓拘者，两汉之学也；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也；悍者，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也；党者，宋末至元之学也；肆者，明末王学也；琐者，国朝汉学也。《提要》之作，当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之时，其繁称博引，间有如汉人三万言说“若稽古”者。若嘉、道以后，讲求今文大义微言，并不失之于琐，学者可以择所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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