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 - (TXT全文下载)

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然则，国家尊经重学，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无识者以为经学无益而欲去之，观于后汉之时，当不至如秦王谓儒无益人国矣。

　　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后汉则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榖梁》、《左氏春秋》；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又撰《礼内外说》。何休精研六经，许慎五经无双，蔡玄学通五经。此其盛于前汉者一也。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艺文志》所载者，说各止一二篇，惟《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为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载。韩婴作《内外传》数万言，今存《外传》。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今无传者。后汉则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作《易说》及《诗解》，又撰《礼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余万言。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程曾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诂》，又训注《孝经》、《论语》，以《春秋》駮汉事六百余条，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许慎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贾逵集《古文尚书同异》三卷，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此其盛于前汉者二也。风气益开，性灵渐启；其过于前人之质朴而更加恢张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质朴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至郑君出而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汉书 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案经学之盛，由于禄利，孟坚一语道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禄利而翕然从之者。汉遵《王制》之法，以经术造士，视唐、宋科举尚文辞者为远胜矣。大师众至千余人，前汉末已称盛；而《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余人，比前汉为尤盛。所以如此盛者，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负笈雲集，职此之由。至一师能教千万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有如郑康成在马季长门下，三年不得见者；则著录之人不必皆亲受业之人矣。

　　孟坚云“大师众至千余人”，学诚盛矣；“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学者不可以不察也。孟坚于《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案两汉经学盛衰之故，孟坚数语尽之。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诟病，而学衰。汉初申公《诗》训，疑者弗传；丁将军《易》说，仅举大谊；正所谓存大体、玩经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离，渐成无用之学，岂不惜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至二三万言，皆指秦恭言之。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汉书》云：“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近君是一人，其学出小夏侯。小夏侯师事夏侯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夏侯胜讥其破碎。是小夏侯本碎义逃难之学；恭增师法，益以支蔓。故愚以为如小夏侯者，皆不当立学也。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施、孟、梁丘已不必分，况张、彭、翟、白以下乎！《后汉书儒林传》云：“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宦者蔡伦传》云：“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校雠家法。”是博士各守家法也。《质帝纪》云：“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是明经必守家法也。《左雄传》云：雄上言郡国所举孝廉，请皆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注曰：“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是孝廉必守家法也。《徐防传》，防上疏云：“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汉时不修家法之戒，盖极严矣。然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雲礽旷远，渐忘其祖。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

　　凡事有见为极盛，实则盛极而衰象见者，如后汉师法之下复分家法，今文之外别立古文，似乎广学甄微，大有裨于经义；实则矜奇炫博，大为经义之蠹。师说下复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也。”今文外别立古文，此范升所谓“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也。”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若必各务创获，苟异先儒；骋怪奇以钓名，恣穿凿以标异，是乃决科之法，发策之文；侮慢圣言，乖违经义。后人说经，多中此弊；汉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为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

　　●五、经学中衰时代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扞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然而木铎行教，卒入河海而逃；兰陵传经，无救焚坑之祸；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则风俗之流弊。”鱼豢《魏略》以董迈、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为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阅之悚然。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范蔚宗论郑君“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郑君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駮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案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邱《易》又亡，无以考其同异。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所谓郑学盛而汉学衰者；汉经学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说，远有师承；刘歆创通古文，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推衍其说，已与今学分门角立矣。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传》，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若尽如此分别，则传至后世，今古文不杂厕，开卷可了然矣。郑君先通今文，后通古文。其传曰：“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案京氏《易》、《公羊春秋》为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为古文。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重以鼎足分争，经籍道息。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故经学至郑君一变。

　　事有不可一概论者，非通观古今，不能定也。《毛诗》、《左传》乃汉时不立学之书，而后世不可少；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本李兆洛说）而后世尤不可无。汉时《诗》有鲁、齐、韩三家，《春秋》有《公》、《榖》二传。《毛诗》、《左传》不立学无害；且不立学，而三家二传更不至淆杂也。汉后三家尽亡，二传殆绝，若无《毛诗》、《左传》，学者治《诗》、《春秋》，更无所凭依矣。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郑君从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传云：“齐、鲁间宗之”；非但齐、鲁间宗之，传列郗虑等五人，《郑志》、《郑记》有赵商等十六人。《三国志姜维传》云：“好郑氏学”，不知其何所受。昭烈帝尝自言周旋郑康成间，盖郑君避地徐州，时昭烈为徐州牧，尝以师礼事之。然则，蜀汉君臣亦郑学支裔矣。有与郑君同时而学不尽同者：荀爽、虞翻并作《易注》；荀用费《易》，虞用孟《易》，今略存于李鼎祚《集解》中。虞尝駮郑《尚书注》，又以《郑易注》为不得。王粲亦駮郑，而其说不传。有视郑稍后而学不尽同者：王弼《易注》，尽扫象数，虽亦用费《易》，而说解不同。故李鼎祚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何晏《论语集解》虽采郑注，而不尽主郑。若王肃尤显与为敌者。

　　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贾逵、马融皆古文学，乃郑学所自出。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駮郑，或以今文说駮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駮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书，以互相证明；讬于孔子及孔氏子孙，使其徒孔衍为之证。不思《史》、《汉》皆云安国早卒，不云有所撰述；伪作三书，已与《史》、《汉》不合矣。而《家语》、《孔丛子》二书，取郊庙大典礼两汉今古文家所聚讼不决者，尽讬于孔子之言，以为定论。不思汉儒议礼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可据依。故石渠、虎观，天子称制临决。若有孔子明文可据，群言淆乱折诸圣，尚安用此纷纷为哉！肃作《圣证论》，以讥短郑君；盖自谓取证于圣人之言；《家语》一书，是其根据。其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皆牵引攻郑之语，适自发其作伪之覆。当时郑学之徒皆云“《家语》，王肃增加。”或云王肃所作。是肃所谓圣证，人皆知其不出于圣人矣。孙志祖《家语疏证》已明著其伪。

　　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歆，楚元王之后；其父向，极言刘氏、王氏不并立。歆党王莽篡汉，于汉为不忠，于父为不孝。肃父朗，汉会稽太守，为孙策虏，复归曹操，为魏三公。肃女适司马昭，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而歆创立古文诸经，汨乱今文师法；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氏学亦为所乱。歆之学行于王莽；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学官。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其时孔晁、孙毓等申王駮郑，孙炎、马昭等又主郑攻王，齗齗于郑、王两家之是非，而两汉颛门无复过问。重以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榖》虽在若亡。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置郑《易》、《仪礼》及《春秋公羊》、《榖梁》博士各一人，时以为《榖梁》肤浅不足立。王敦之难，复不果行。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榖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而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孔《传》多同王肃，孔《疏》已有此疑；宋吴棫与朱子及近人阎若璩、惠栋历诋其失，以为伪作；丁晏《尚书馀论》，考定其书实出王肃。据《晋书 荀崧传》，崧疏称武帝时置博士，已有孔氏，是晋初已立学。永嘉之乱亡失，东晋时梅颐复献之，非梅颐伪作也。王弼、何晏祖尚玄虚，范宁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故宋赵师秀云：“辅嗣《易》行无汉学。”何晏《论语集解》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如“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孔注“鄹，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不自称几世祖，此大可疑者。丁晏谓孔注亦王肃伪作。杜预《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谅闇短丧，倡为邪说。《释例》于“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一条，亟扬其波。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焦循论预背父党篡之罪，谓为司马氏饰，其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范宁《榖梁集解》，虽存《榖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宋人谓其最公。此与宋人门径合耳；若汉时，三传各守颛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郭璞《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余萧客谓为攘善无耻。此皆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

　　●六、经学分立时代

　　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北史儒林传》序曰：“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案南北学派，《北史》数言尽之。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郑君生当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撰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北学，《易》、《书》、《诗》、《礼》皆宗郑氏，《左传》则服子慎。郑君注《左传》未成，以与子慎，见于《世说新语》。是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南学则尚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乃使泾、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致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覈玄玄者阶之厉乎！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李业兴对梁武帝云：“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此北重经学不杂玄学之明证。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著，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其说略见于杜佑《通典》。

　　《北史》又云；“汉世郑氏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郑，《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案汉儒经注，当时存者，止此三家；河北大行，可谓知所宗尚。而据《北史》，河、洛主服氏《左传》外，不闻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榖梁》，多不措意。”《儒林传》载习《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刘兰且排毁《公羊》。则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实录。《公羊传何氏解诂疏》二十八卷，《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而徐彦亦不知何代人。近人王鸣盛谓即《北史》之徐遵明；以其文气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为。洪颐煊引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六朝时有之，至唐以后则无此称矣；此疏为梁、齐间旧帙无疑。”姚范云：“隋、唐间不闻有三府掾，亦无三府之称，意者在北齐、萧梁之间乎？”据此二说，则以为徐遵明，不为无见。惟据《北史》，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不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传《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公羊疏》设问答；梁有《公羊传问》九卷，荀爽问，魏安平太守徐钦答；又晋车骑将军庾翼问，王愆期答；其书在隋并亡，或即徐《疏》所引。王愆期注《公羊》，以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见《书泰誓疏》引；两汉人无此说，亦未可据。

　　《北史》又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盖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而其实不然。说经贵约简，不贵深芜，自是定论；但所谓约简者，必如汉人之持大体，玩经文，口授微言，笃守师说，乃为至约而至精也。若唐人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馀技。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江藩以其得自日本，疑为足利赝鼎；不知此等文学，非六朝以后人所能为也。《礼记疏》本皇、熊二家；熊安生北学，皇侃南学。孔颖达以为熊违经多引外义，释经唯聚难义，此正所谓北学深芜者。又以皇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以熊比皇，皇氏胜矣；此则皇氏比熊为胜，正所谓南人约简者。而《郊特牲》疏云：“皇氏于此经之首，广解天地百神用乐委曲，及诸杂礼制，繁而不要，非此经所须；又随事曲解，无所凭据；今皆略而不载。”此又孔颖达之所谓繁广者。说礼本宜详实，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礼记》，视《论语义疏》为远胜矣。《南史皇侃传》，“所撰《论语义》、《礼记义》见重于世，学者传焉。”今《论语义》佚而复存，《礼记义》略见孔疏。

　　《南史儒林传》《序》“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雲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雲门山，受业于庐江河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敦奖未遑，……稍置学官，成业盖寡。”案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及陈，皆无足观。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崔、严、何、伏之徒，前后并见升宠，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盖崇儒之效。而晚惑释氏，寻遘乱亡，故南学仍未大昌。姚方兴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于大行头，梁武时为博士议駮，有汉宣、章二帝称制临决之风，而至今流传。伪中之伪，是又梁武所不料也。

　　《北史 儒林传序》“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明元时，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学于城东。后徵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术。……天安初，诏立乡学。……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刘芳、李彪诸人以经术进。……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周文受命，雅重经典；……明皇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徵沈重于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案北朝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变旧风，尊崇儒术。考其实效，亦未必优于萧梁。而北学反胜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