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编 - (TXT全文下载)

或曰：“戒谨恐惧，只是此心不忘，心存处便是思”，此禅说也。盖思是工夫，乃心之用，与心之体不同，体是心之静，用是心之动。若欲合动静而一之，则体用不分，工夫莫措矣。道其可明乎！今但当曰，戒谨恐惧，乃此心不忘，由是用则有思，而思亦不忘，此之谓慎思之学。
　　朋友有辩杨慈湖之学为非禅者，云禅之与儒，其本实同，但有私己、同物之不同耳。禅则专事私己，慈湖则事同物。殊不知禅虽曰私己，其意未尝不欲传于其徒，行于天下，此亦可以为同物，但其所同者皆禅也，焉可以此为断？但其言其道，自是禅耳。慈湖以不起意为宗，以《易传》议拟成变化，为非圣人之言，则必欲废思与学，及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之事，乌得而非禅哉？吾非独不从之，正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故也。慈湖之学，出于象山，象山则不纯禅，至慈湖则纯禅矣。
　　我之学，与慈湖之学初无异。慈湖曰：“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即道，人心即神。人皆有恻隐之心，恻隐即仁；皆有羞恶之心，羞恶即义；皆有恭敬之心，恭敬即礼；皆有是非之心，是非即知；愚夫愚妇与圣人皆同，圣人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我亦云然。我之所异者，我有典要，慈湖无典要；我有工夫功效，慈湖无工夫功效；我有日新次第，慈湖无日新次第。我则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其定、静、安皆本于止，止在于心而有其所，故万物、万事皆从我止而不可乱。慈湖则随其所至而止，止于泛而无所，故万物万事皆由其自止而不可约，故慈湖辩孔子“止其所”之言，则曰：“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非果有其所也”。我之立心在诚意，去私意；慈湖则并诚意而去之，而曰“不起意”，又曰“起意则昏”。我之工夫在思，去其不当思者；慈湖则并当思而去之，而曰“不思”，又曰“无思则万物毕照”。我之所学在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慈湖则一切皆不欲其有。若以为然，则《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君子必慎其独，必诚其意”，箕子所谓“思则睿，睿作圣”，孔子所谓“思无邪”，“君子有九思”，《大学》所谓“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孔子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曾子所谓“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者皆非欤？盖慈湖之学，禅也。禅则所谓“无修证，无污染”可也，若在圣学则不可矣。或又谓：必如慈湖，方能变化、感通、无穷极，殊不知我之所谓，亦能变化、感通、无穷极。但我之谓变化、感通、无穷极者皆实，彼之谓变化、感通、无穷极者皆虚。
　　今之君子，有谓仙、释与圣学同者，传于人则多放肆而无拘检。或问其故，予曰：无他，只为见其本来无物，顿悟上乘之旨，有以放其心而不知收。不思仙释为学之初，全在持戒，苟持戒不严，则有不可胜言之弊矣，况圣学乎？
　　今日学者，皆云晦庵虽云未得圣人之传。然以其徒考之，虽至下者，比今日士友自立何如？无他，盖晦庵虽云未得圣人之传，然教人皆在实言、实行上做工夫，又皆有兢兢业业之意，付嘱又皆勉之勤励古训，所以自立比今日不同。今日又有一大病，在于好胜矜傲，故士友略谈学问，即自高以空人，遂有俯视天下之心，略无谦下求益之意；如古人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者或有不足；及至有失，辄以智术笼络，大言欺人，皆自以为良知妙用如此。或至私与之人，甚至污滥苟且，人不齿录，亦称同志，曲为回护，使人疾为邪党，皆自以为一体之仁如此。或在同类，偶有一言非及良知，其人本虽君子，亦共排斥，必欲抑之使无所容，皆自以为卫道之力如此，而不知此实好胜矜傲之病，不可以入道。
　　人于是非固要明，但专以私意与世俗争口舌，求胜负则非矣，极当戒！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象山常与门人言曰：“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近日朋友有为象山之言者，以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以知行合为一事，而无先后，则失象山宗旨矣。
　　象山曰：“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此言切中今日之弊。今日朋友专事党护勾引，以立门户，自相标榜，自为尊大，不论人之贤否，事之是非，情之诚伪，凡与其意合者，辄加称重回护，以为贤、为是、为诚，而尊大之；凡与其意不合者，辄不论其贤、其是、其诚，概加毁讪排抑而卑小之，所以致人之怨恶不平，皆在于此。且勾引日众，类多浮欺，至有恶少，亦不加择，皆谓一体之仁如此。共谈清虚，遗弃人道，切恐将来为患不细，或致伪学之禁，以为衣冠之忧，吾党可不戒哉！
　　行之于身，无不中节，谓之道；成之于身，温、良、恭、俭、让，谓之德；全其仁、义、礼、智、信于心，谓之仁；切于民生日用，衣食居处必不可无，谓之艺。故道曰志，德曰据，仁曰依，艺曰游。此乃圣学之所有事者也。
　　《书》之言：“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与《论语》之言：“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贡之言：“温、良、恭、俭、让”，皆德也。象山曰：“德则根乎其中，达乎其气，不可伪为。”盖必气质变化，表里如一，方可言德。故曰：“粹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非德之成全，能如是乎？此所以以德成为身修，身修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立矣。
　　尧曰：“安安，允恭克让”，舜曰：“睿哲文明，温恭允塞”，文王曰：“徽柔懿恭”，孔子曰：“温、良、恭、俭、让”，此乃四圣人之德也。观此，则古人之学可知矣。且如唐虞君臣，相聚庙堂之上，惟以徽柔、温恭、谦让为先，此所以能成唐虞之治也。
　　君子之道，以德为据，德之彰、在威仪，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此威仪之成所以为德之彰，故曰三百三千为动容周旋中礼也。盖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各有威仪；各处其所，各安其分，故上下能相固。是以，威仪为君子之盛德也。
　　予以艮止存心，以执中为志，以思为学，时止时行，无终食之间违仁，兢兢业业，无一言敢妄，一行敢苟，欲寡其过，恒惧不能，贤犹未及，焉敢云圣。每见今之学者，动以圣居，其徒皆以圣尊称之，稍有不称，辄肆攻诋，予诚不知其何心，谓何为也。
　　宋儒之学，既失其本，故其作用皆蔽，其尤蔽者，莫甚于礼与治。盖自尧舜至孔孟以来，其见于礼与治者，皆本于诚，未始有二。宋儒于礼于治，皆不本于诚，歧而二之。殊不知诚之为道，见于交际上下、动静语默、揖让进退、动容周旋之间，则为礼；见于授时宅揆、命官命牧、知人安民、割夏正殷、一德建极、三宅庶慎，及夫恭、宽、信、敏、惠，则为治。非若宋儒之为礼，必先仪文度数之详；为治，必先法制禁令之严也。盖宋儒之论礼，原于汉儒，汉儒之论礼，原于叔孙通；宋儒之论治，原于汉儒，汉儒之论治，原于管商，其名虽曰唐虞三代邹鲁，而其实精神命脉皆非矣。（0）
　　卷第二
　　《大学》之要，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其云致知，乃格物工夫；其云格物，乃致知功效。在者，志在也，志在于有功效也；致者，思也，“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格者，法也，有典有则之谓也。先儒不明，乃以格物为致知工夫，故以格物为穷究事物之理，而不知有典有则之为格物，所以求之于物，失之于外，支离破碎，而非圣人之学矣。今日君子，又不能明之，亦以格物为致知工夫，故以格物为格其非心，谓格其不正以归于正，又谓夫子教颜子克几，工夫皆在格字上用，亦不知有典有则之为格物，所以求之于心，失之于内，空虚放旷，而非圣人之学矣。此皆由其不以致知在格物之在字为志在于格物，而皆以在格物之在字为工夫在于格物，乃误认“致知”之“致”字同于下文“知至”之“至”字，故皆不谓之为功效，而皆谓之为工夫也。夫大学先务，只在于致知，圣功之本，只在于独知，故工夫皆在知字上用，而世儒之说不然，故予不暇非其他，而必欲以格物为功效。盖以圣人之学，不为则已，为之必要其成；学而不成，不如无学。故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若无功效，更说何学？此功效所以决不可无，工夫所以决不可错用。若错用而不求功效，此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所以必堕于支离空虚而无归也。予岂得已而言之哉！
　　致知是格物工夫，格物是致知功效，先儒失之。虽象山亦以格物、致知并为《大学》下手处，而无所分别。又以《中庸》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格物之方，笃行则无所属，而置不言，于此则知象山之学，亦未精详；殊不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皆为学之所当先知者，皆致知之方也。由此则知致知不以为工夫，格物不以为功效，其来久矣，亦无怪乎今日之难明也！盖学固不可无工夫，亦不可无功效，若不知有功效，则必不知所抵极矣。
　　象山以《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五“辟”字皆读作去声，以“譬”字训之，非也；不若读作入声，为“僻”字，“僻”乃“偏僻，于义尤明也，于此见僻之害为大。
　　象山云：“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直至濂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光明。”予谓，当时禅学盛行于天下，虽在诸公，亦不免禅学之汩，至于圣人心传之要，或不能无憾，亦不但草创未光明而已。此言，予极知谮忘，但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脉所在，故敢言之，以启后世有志者之精求也。
　　予少年请教于方石先生，先生以黄勉斋教何北山之言示予曰：“必有真实心地、克苦工夫而后可。”予由此益励真实心地，益加克苦工夫，乃有所得。此二言者，实不可忘也。
　　予少年天资颇美，外祖简庵公教之亦有方。至八岁，外祖谢世，先祖文毅公，先君选部公，皆在仕途。母舅为予延师。所延前后一二人，皆市井浮薄之徒，及引学生，亦多市井浮薄子弟。予时虽知愧耻，然性质之美者，不觉亦为之坏，久而方觉其非，悔恨发愤，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又以绳系手臂，又为木牌，书当戒之言，藏袖中，常检之以自警。如此数年，仅免过咎，然亦不能无猎心之萌。由此益知气习移人之易，人心克己之难。又久而思之，圣人之学，以诚为本，诚之为工，以毋自欺为要，毋自欺之实，皆在独知之中致力，虽衽席之上，不可忽也。今不觉白首，历数十年犹未足以纯德明道，其可惧何如哉！
　　孟子以舜发畎亩，至百里奚举于市，凡六人皆生知、学知之资也；至语其成，皆以困知勉行之工为言。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苟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然人岂可以生知、学知之资而不用困知勉行之功哉？
　　“舜发于畎亩”者，乃其耕于历山，怨慕父母之时之事也；“傅说举于版筑”者，乃为胥靡筑于傅险之事也，岩，险也；“胶鬲举于鱼盐”者，乃贫瘘为捕鱼煎盐之事也；“管夷吾举于士”者，乃子纠见杀、囚于士师之事也；“孙叔敖举于海”者，叔敖楚人，楚国无海，是其流窜海滨之事也；“百里奚举于市”者，乃以五骰羊皮鬻于楚之事也。此皆天有意于此数人而使之如此，以成就之也。“苦其心志”者，物之苦、必云荼蓼，心志所遭，虽荼蓼不足喻，此苦之至也；“劳其筋骨”者，劳役疲倦，至于筋骨，此劳之至也；“饿其体肤”者，饿至于体肤消瘦，此饿之至也；“空乏其身”者，贫匮至于赤身，此空乏之至也；“行拂乱其所为”，凡有欲为，必遭颠沛背戾，跬步不可行也；然后“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者，言必至此方能耸动其心，坚忍其性，增加培益其所不能也，此皆其事也。释氏所谓：“非忍能忍，虽行能行”，亦此意也。“人恒过然后能改”者，夫人非自修之笃，不能常知己之有过，知常有过，则愧耻积而悔悟深，惩创切而改之必矣；“困于心”者，其心无可奈何而昏闷也；“衡于虑”者，欲为不可，欲已不能，而横于虑也；“作”，振作也，“而后作”者，然后能振作也；“徵于色”者，见人怒之见于颜色也；“发于声”者，见人诮让毁讪之发于声音也；“喻”者，深晓也，“而后喻”者，必至此而后深晓也。如此言之不足，而又以有国之事为喻：言人之有国，若内无法度之家，拂谏之士；外无攻敌之国，外来之患，其国必多安逸，恣意般乐怠傲，必至于亡而已。“生于忧患”者，因忧患而知思、知慎、知节、知畏、知谨、知保、知修，所以能生也；“死于安乐”者，因安乐而不知思、不知慎、不知节、不知畏、不知谨、不知保、不知修，而至于死也。此皆人世所必有，人生所不免，若非身履深历不能知也。又非孟子笃志坚苦，身历艰难，备尝世故，何以知圣贤之事言之真切如此哉！今学者稍遇利害，略涉险阻，便欲躲避，不敢承当，乌可以言学而云作圣也？岂知舜与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六圣贤者皆由此而成哉！孟子所以虽生衰世，不待文王而能兴者，亦由于此。学者不可不知。
　　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谶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孔孟之言皆如此，则知学问之道，必在于兢兢业业。今之学学者，不思圣贤之兢兢业业，乌能变化气质，以成其德哉！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曾子一生慎独致知之工如此也。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此夫子自检其学，惟此三者为难，故发此言。凡人之学，有之必欲发露，故以能默为难；既默则易忘，故以能识为难；处常而能不厌，历久而能不倦，皆人之难也，夫子自检而知其难，故曰，“何有于我哉！”皆“望道未见”之心也。
　　每读《论语》，辄思夫子容貌气象，朴实谨慎，谦虚温厚，略无一毫声色圭角外见，所以其德之大如天地然，无不覆载包含也。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气象容貌，亦如此而已。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贡之言可谓知夫子矣。其所谓君子者，指夫子也。夫子之心，如青天之日月，或有（故无）〖过误〗，无小掩护，亦如日月之食于上，故人人皆得而见之；及更而改之，无小迁就，故人人皆得而仰之。此言最得圣人之心，今有志于自修者，可不知圣人之心哉？若夫或至有过，必欲掩护文饰；或思更改其过，必欲隐忍迁就，岂可哉？学而不知改过，则不足以言学矣，故曰，圣贤不难于无过，难于改过，过而能改，遂为无过矣，故禹拜昌言，仲由喜闻过，亦此意也。
　　凡人遇忧患、不思处忧患，而思无忧患；遇横逆、不思处横逆，而思无横逆；遇劳事、不思处劳事，而思无劳事；遇繁扰、不思处繁扰，而思无繁扰；遇贫乏、不思处贫乏，而思无贫乏；遇疾病、不思处疾病，而思无疾病；遇辛苦、不思处辛苦，而思无辛苦；遇难言、不思处难言，而思无难言；遇难行、不思处难行，而思无难行；遇恶人、不思处恶人，而思无恶人；遇奸欺、不思处奸欺，而思无奸欺；遇机巧、不思处机巧，而思无机巧：所以义理不精，光阴蹉跎，而学问终无成也。
　　今有鄙夫，巧取名位，富而不仁，久则彰露，不可掩覆，乃恃其富力诈术，结恶为党，倚以服人者；有称其善计，来语于予，予曰：夫人之事，为善而已，为善尚未可以服人，况为恶而欲以诈术服人哉？吾未见其计之善也。夫欲人不敢欺，不如使人不忍欺；欲人不敢侮，不如使人不忍侮；明智以畏人，不如德仁之感人；为恶而欲以诈术服人，只见其惑也已。
　　衰世人情，是非、毁誉皆不足凭，君子惟先自守，勉力为善，求尽其理而已。郑叔段多行不义，国人爱而称之；齐匡章求以尽性，国人谓之不孝。盖衰俗之人，多失其本心，其所尚者诡谲欺巧以为能，矫激佞说以为贤，乌知君子之本心与人之贤否？但纵其好恶之私为是非毁誉，故不足凭也。君子惟自守自修之志不可不笃，稍不笃、则疑贰生而方寸乱矣，乱或不能无，惟益精其理则安矣，此皆用工最要之事也。
　　樊迟问仁，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今之云学，则异于是。居处则以清虚亢傲为高尚，而所谓恭者无有；执事则以慢易不屑为豪杰，而所谓敬者无有；与人则以出入二三为才智，而所谓忠者无有。三言者，孔子谓：“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今则虽君臣之际，父兄之前，妻子之上，朋友、亲戚乡党之间，皆不知所谓恭、所谓敬、所谓忠者为何事，犹谓圣人之学当然，其为弊可胜言哉！
　　学者莫先于自守，然此事甚难；至于有守矣，或失其中，而饥寒切身，又切父母妻子，于是情不能堪，或有所取，或有所求，义利之间，分毫不辨，则辱身致咎莫甚焉。谚所谓“要一钱，不值一钱”，如之何则可？且此理不明已久，往往见前辈非为利则为名，为利固不可学，为名又可学哉？吾见凡为名者，虽祖父田园，居官常禄，亦多轻视，散而不蓄，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以和义之利，恣无益之费，曰某人贫无卓锥，曰某人死无以敛，务为好名之举，久之，或不能自给者多矣，至其子孙与其后学，无以为守而反靡所不为，此皆务名之过，决非圣人中道。君子为学，岂不治生，岂无所取，皆视其分所当为，义所当得，力所当勤，用所当俭者尽其心而已，此孔门所以有“游艺”之训，《大学》所以有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道也。于此而知盈缩节约之方，当留有余，以待公私缓急之需，则财可足，虽不至于丰余，亦可免他日饥寒之患、求人滥取之失矣。如此，则守可终身，子孙后学皆有所赖而有恒心也。若夫始于好名，终则丧行，吾不取也。
　　饥寒于人最难忍，至若父母妻子尤人所难忍者，一日二日已不可堪，况于久乎？由此言之，则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今未暇他论，姑以其至近者言之：如父母之于子，子之于父母；夫之于妻，妻之于夫；可谓一体无间矣。然于取与之际，义稍不明，则父母必不乐其子，子亦不乐其父母矣；夫必不乐其妻，妻亦不乐其夫矣。由此言之，则义岂可轻乎？二者皆不可轻，如之何其可也？君子于此处之，必当有道矣。此皆学问之不可不讲者。
　　象山言：“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以他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种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余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此与《汉书》赵过论代田之法亦合，乃孔门论游艺之道如此，学者不可不知。樊迟因不知夫子游字之意，欲舍道德仁而专志为农圃，故云小人。吾因家用不给，思之乃觉其理，因推而试之于树艺畜牧，颇有验。
　　人之用财，固不可奢侈浪费，亦不可悭吝鄙啬；人之生财，固不可孜孜为利，亦不可矫激沽名；皆非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辞受、取与视其义，治生、作务视其道，如此则守可以终身，教可以行于世，此圣人之道所以为无弊也；反此，则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学者问处世之难。予因举濂溪曰：“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以答之。学者有疑，予因举平生居乡立朝所经验者告之曰：诚无造作谓之无事，实理自然谓之至易，伪害诚谓之行难，决行固守则无不能诚谓之果确无难，然必久而后易，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今世变日下，人多好名嗜利，失其本心，无所不至，吾将奈之何哉！亦惟果确自修、以尽其在己，不怨不尤、以听其自然，如此久之，人情亦（0）将自定，亦自相信，彼之智巧亦自无所施矣，至此，始知诚之为益，伪之无益也。故曰：“仁者、先难而后获”，此吾平生所尝试者，试思之可知矣。
　　学者气质难变，皆系于风声气习。我朝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