蠲戏斋诗话 - (TXT全文下载)

书籍类目：诗藏 - 诗话
书籍内容：

蠲戏斋诗话　　（近人）马一浮 撰

　
　　蠲戏斋诗话（一）
　　诗以道志，志之所之者，感也。自感为体，感人为用。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迹为史，感之所由兴也；情性之本为玄，感之所由正也。史者，事之著；玄者，理之微。善于史者，未必穷于玄；游乎玄者，未必博于史。兼之者，其圣乎！史以通讽喻，玄以极幽深。凡涉乎境者，皆谓之史。山川、草木、风土、气候之应，皆达于政事而不滞于迹，斯谓能史矣。造乎智者，皆谓之玄。死生、变化、惨舒、哀乐之形，皆融乎空有而不流于诞，斯谓能玄矣。事有远近，言有粗妙。是故雅郑别、正变异，可以兴、观、群、怨，必止于无邪。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指远，其辞文。故通乎《易》而后可与言博喻，为能极其深也；通乎《春秋》而后可与言美刺，为能洞其几也；通乎《诗》而后可与行礼乐，为能尽其神也。有物我之见存，则睽矣。心与理一而后大，境与智冥而后妙。故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春秋之世，朝聘燕食皆用歌诗，以微言相感；天竺浮屠之俗，宾主相见，说偈赞颂，犹有诗教之遗。中土自汉魏以来，德衰政失，郊庙乐章不复可观。于是诗人多穷而在下，往往羁旅忧伤，行吟山泽，哀时念乱之音纷纷乎盈耳。或独谣孤叹，蝉蜕尘埃之外，自适其适。上不可说，下不可教，而诗之用微矣。体制声律亦屡变而益繁，其味浸薄。然而一代之中，作者犹时时间出，虽辞不逮古，情志发乎中者，不可绝也。
　　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
　　诗者，志也。志能相通，则无不喻。但用事须有来历，体格气韵亦别有工夫，此则非学之深且久，未易骤悟。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不坏也。
　　诗以道志，亦是胸襟自然流出，然不究古今流变，亦难为工。须是气格超、韵味胜，方足名家。
　　诗以道志，须“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方是好诗，不可强也。
　　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备，乃足名诗。古来诗人具此者亦不多，盖诗之外大有事在。无一字无来历，亦非畜养厚，自然流出，不能到此境界，非可强为也。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便自命诗人，此实恶道。
　　诗教甚大，而世之名为诗人者，其诗则小。果能闻道，虽不能诗，何损；诗虽工，而无当于性情之正，何益？汉魏以降，诗人多如牛毛，语其至者，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吾夙昔耽诗，每恨其多，不可胜读，然粗知其利弊，为之而不谬于古人，不溺于流俗，非用力十余年，殆未易语。但非谓诗不可学，亦弗谓可不学也。性之所近，以余力求之可耳，勿以是自喜也。
　　诗以感为体，必有真情实感，然后下笔，诗味自有不同。自古以来，历代诗人多如牛毛。然真正到家，一代不过数人；精心之作，一人不过数篇。诗学甚大，不仅文词雕琢。学诗得其门径，亦须十年功夫。若言诗学精微，则是终身之事。
　　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于德焉。
　　诗是声教之大用。“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一切言语音声总为声教。以语言三昧，显同体大悲。圣人说诗教时，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自然是实智。来问误以诗为多闻之学，只据“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一语断之，乃与上所引“颂诗三百”，“人而不为《周南》、《召南》”“诗之失愚”等语无涉矣。当知从初发心至究竟位，皆是诗，不得但以加行方便为说。“失之愚”者，愚相粗细煞有差别，略以爱见大悲及所知愚当之。一品无明未断，皆于诗非究竟也。有意要排奡，即非佳诗。诗亦煞费工夫，到纯熟时自然合辙，勉强安排不得。
　　一切吟咏语言，虽有精粗、美恶、浅深之不同，何莫非诗，不必跟于三百篇也。即如孺子“沧浪之歌”，信口而出，圣人闻之，则声入心通，发为“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义，岂非诗教？顾沧浪之歌又何尝在三百篇之内耶？
　　诗乐微妙，非时人言艺术者所几。
　　脱俗须具悟门，诗中实有三昧。古来达道者多从这里过，然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直须自悟始得。吾言亦犹谷响泉声耳。
　　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诗，格律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
　　诗固是人人性中本具之物，特缘感而发，随其所感之深浅而为之粗妙，虽里巷讴吟出于天机，亦尽有得《风》、《雅》之遗意者，又何人不可学耶？笔下不必有诗，胸中不可无诗。至格律藻采，则非学不可耳。
　　咏史诗须有寄托，意在陈古刺今，方见诗人之志。古人于此等题皆不苟作，非徒叙事而已，此不可与述德诗并论。
　　凡诗皆不可作道理会，却不妨全体是道理，如此乃为知言。
　　诗亦人人性分中所有，唯须学而后成。“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即比兴之旨。诗贵神解，亦非自悟不可。五言先从《选》体入，以治经之余力为之，亦涵养性情之一助也。
　　严沧浪以禅喻诗，独尚神韵，譬之羚羊挂角，香象渡河。
　　诗能感发情性，植养伦理。
　　夫诗，不以辞害志。
　　洪巢林先生来书有：“日日忧旱，得雨而喜”语，因云：此是诗人本怀，固知忧喜雨旸本非二物，此余所谓诗以感为体也。人心有私系则失于感通，若虚中廓然，何所不格，雨旸寒暑即是变化云为，在《易》谓之贞，在禅谓之普。故曰“天下何思何虑”，言无私也。异由计起，涂虑万殊；贞乃本然，归致冥一。能会此，则即诗见道，体物不遗，然后物我顿忘，言象可泯，何事区区与古人较短长乎。
　　扬子云谓：读赋千篇，自然能赋。杜子美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皆甘苦自得之言。要之，诗之外必有事焉，而能一切发于诗，诗始可传。吾有旧句云：“自古言皆寄，从心法始生。”悟此，则学诗与学道一矣。
　　古人说诗，各有其得力处。温柔敦厚之旨，当反之自心，看能体会到甚处。若有一毫刚忿，则遇物扞格，去诗教远矣。
　　凡说诗，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足可忘疾。
　　欲明诗之正、变，须略明依、正二报之义。“正”是能依为身，“依”是所依为土。身业之染静，即为报土之胜劣。诗人之美刺，依于国政之得失以著其法戒。“正”为有道而兴，即报土之胜也。“变”因失道而作，即报土之劣也。《诗谱序》所谓“凶吉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者，是诗之功用在美教化、移风俗，是教人修其正报也。世有治乱，诗有正变，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
　　“不学《诗》，无以言”，诗教亦是开权显实，若是灵利汉，举起便悟，不为分外。不可以谛言语目之。
　　胸中着得几首好诗，亦可拔除俗病。
　　诗人闻道者固不多。就诗而论，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而已。亦非是教人不学诗，但古之为诗其义大，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
　　或问王辅嗣《易》以何为体，答曰“以感为体”。余谓辅嗣此言未尽其蕴，感者，《易》之用耳。以感为体者，其惟诗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即感也。感之浅者其言粗近，感之深者其言精至。情感所发为好恶，好恶得其正，即礼义也。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孔子说《诗》之言也。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仁，人心也。仁为心之全德，礼乐为心之合德，礼乐由人心生，是以《诗》之义通于礼乐。程子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故《易》为礼乐之源，而《诗》则礼乐之流，是以《诗》之义通于《易》。政事之得失寓焉，是以通于《书》。民志之向背见焉，是以通于《春秋》。六艺之旨，《诗》实核之，诗教之义大矣哉！《三百篇》以降，代有作者。后之选者识不及此，各以己见为去取，或求备乎体制，或取盈寓篇章，博而寡要，于义无当也。吾尝欲综历代诗总别诸集及论诗、评诗诸作，博观而约取，删繁而撷要。其世则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其体则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其义则风雅正变，足以考见一代民志之所向，国政之所由，世运之升降污隆皆系于是。好恶不失其正者，大抵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体不求备，惟其人，所以昭其志也；断代著录，所以著其事也。详其来历，通其旨意，以便教学。善读者潜心以求之，庶几继轨《三百篇》而六艺之旨可以概见。以是为教，其必有感发兴起者矣。
　　《诗大序》及郑康成《诗谱序》两文，说诗之义尽之矣。
　　音律亦须学，多读自然见得。至于白话之漫无音节者，则终不能成立。西洋诗亦有抑扬高下音韵，而十四行诗格律谨严，亦岂漫无准则耶？
　　昨说一切法界皆入于诗，恐学人难会此旨，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诗通于政事，故可统《书》；以声教感人，故可统《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可统《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故可统《易》。子夏《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依风俗。”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明人事之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二说不别，故可统《春秋》。“《诗》亡而后《春秋》作，则知《春秋》之用即《诗》之用，拨乱反正之心即移风易俗之心也。如是广说，不可终穷。比及证悟，则皆剩语也。”
　　昔人评钟元常书，谓其“沉着痛快”。推而言之，作诗亦须沉着痛快，说话作事亦须沉着痛快。忠信笃敬，谈何容易。笃实便是沉着，反之则是不诚。
　　先儒谓《乐》亡而后乐教皆寓于诗。古人之诗皆可歌咏，被之管弦，即是乐教。故春秋之世，聘使往还，酬酢交际，皆有歌诗，后世酬唱即其遗风。
　　诗不仅尚其辞而已，诗之外大有事在。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只是胸襟太小。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浅，古人所见者大，今人所见者小，故判然是两个天地，不能相比。如果自己之所感与古人同其深远，自己之所见与古人同其真切，则发而为诗，自然亦可上追古人，但却非易事耳。诗教之义甚大，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语此。但学者若能常常体会此理，则胸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久而久之，不知不觉间，气质自然变化了。故诗可以陶冶性情。
　　作诗是游于艺的事，但必须先志于道、依于仁，然后可。诗人所见者大，则其所言者远；其所积者深，则其所发者厚。不假安排，不事穷索，信手拈来，全是妙用。故曰：作诗须通身是手眼始得。有人问古德，狮子搏兔用全力，是个什么力？答：不欺之力。此虽说禅，亦可论诗。不欺便是诚，不诚则无物。狮子搏兔是用全身气力，故作诗须将整个学问运用在里面，所谓通身是手眼是也。善为诗者，言近而指远，称名小而取类大。心量通乎天地，然后可以动天地；至情通于鬼神，然后可以感鬼神也。
　　古者朝聘往来，赋诗见志，以微言相感。微者，隐也，不必明言，贵在暗示。实则一切言语属于诗，真有至诚恻怛之怀，发之于言，自是感人。慈母之爱子，不学而能歌，赤子之于母，闻声而相喻，几以真情感通之故。
　　大抵境则为史，智必诣玄，史以陈风俗，玄则极情性。原乎《庄》、《骚》，极于李杜，建安史骨，陶谢玄宗，杜则史而未玄，李则玄而不圣。挈八代之长，尽三唐之变，咸不出此，兼之者上也。自有义学、禅学，而玄风弥畅，文采虽没，而理却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后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若夫摆脱凡近，直凑单微，随举陈言，皆成新意，累句芜音，自然廓落。但取自适而无近名，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流变所极，未知其终。如今曰“背景”，犹之史也；亦曰“灵感”，犹之玄也。特言之尚粗，未臻于妙，而遽忘其朔，遂谓古不足法，斯则失之愚耳。
　　夫乐律声诗之变，何在而非世运升降之机乎。韶、武既亡，《雅》、《颂》（注）之音绝。屈宋以后之赋，汉魏以后之诗，其可传者，犹有变风变雅之遗焉。
　　（注）《诗经》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诗大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蠲戏斋诗话（二）
　　余见今之艺菊者，往往霜降后始花，经冬弥盛，虽冬至犹未凋。耐寒如此，异于朝菌不知晦朔矣，故诗人每以寒花喻晚节。因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虽卉木之微，亦贵其能久。陶公咏菊以“卓为霜下杰”称之，观物者何在而不可以取法邪。
　　晋简文帝云：“平叔巧，累于理，叔夜俊，伤其道。”此语题品嵇、何，或未称实。然立德不可以事存，希声不可以言取。故知俊、巧与道远也。况乃采绘虚空，吟弄风月，托之名句，抑已末矣。
　　希腊古诗歌，洒然有《风》、《骚》之遗，英法诸家篇什所祖。德最晚起，制作斐备，尔雅深厚，乃在先唐之上。
　　少陵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学记》言：“不学搏依，不能安诗。”“安”字最有意味，盖一字、一语未惬，总是功夫不到也。
　　五言实难于近体，熟看《选》诗可也。
　　短篇偈颂亦近于诗，古人自道其悟处，不嫌语拙。
　　东坡尝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特托物起兴，缥缈出微之思，亦如云气变化，乃臻妙境。
　　大凡作绝句须宗盛唐，要气格雄浑，音节高亮，方合。选字不可不审也。
　　《乐》亡，则乐之意唯寓于诗，故知诗然后可与言乐。
　　诽世贬俗之言须有含蓄，出词蕴藉，方有诗教遗意。
　　“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精”，细之谓也。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故虽时有率语、拙语，亦不害其为细，最好体味。唯细，乃可入唐贤三昧也。
　　词虽不及诗之博大，亦殊不易工。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与乐岂能分邪？
　　作诗以说理为最难，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然不可以为诗。诗中理境最高者，古则渊明、灵运，唐则摩诘、少陵，俱以气韵胜。陶似朴而实华，谢似雕而弥素，后莫能及。王如羚羊挂角，杜则狮子嚬呻。然王是佛家家风，杜有儒者气象。山谷、荆公才非不大，终是五伯之节制，不敌王者之师也。尧夫深于元、白，元、白只是俗汉，尧夫则是道人。然在诗中，亦为别派，非正宗也。吾于此颇知利病，偶然涉笔，理境为多。自知去古人尚远，但不失轨则耳。
　　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实则此乃一往之谈。老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知学力厚者所感亦深，所包亦富。但如王壬秋教人学诗，纯用模仿，如明七子拟古，章句不变，但换字法，自是不可为训耳。《易》云：“修辞立其诚”，诚之不足，则言下无物，近于无病呻吟，当然不可。乃至音节韵律，亦须是学。唐人音节极佳，宋人则虽东坡、荆公、山谷、后山诸贤，诗非不佳，而音节则均逊于唐矣。
　　作诗亦须自有悟处。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论者言颜诗如“错彩镂金”，谢诗如“初日芙蓉”。谢之视颜，自是较近自然，然犹有故意为之之处。陶则本地风光，略无出位之思，不事雕馈而自然精炼。似此境界，却不易到。东坡和陶尽多，无一首相似。如《和饮酒》云：“三杯洗战国，一斗销强秦”则剑拔弩张矣。王摩诘诗自有境界，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一首，大似陶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一首，亦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
　　作诗贵有比兴之旨，言在此而意在彼，方能耐人寻味。唐诗云“夜半钟声到客船”者，无人相送，不胜寂寞之感也。“轻烟散入五侯家”、“帘外春寒赐锦袍”者，君恩只及贵幸也。“乐游原上望昭陵”者，虽以罪言去官，而眷眷不忘故主之恩溢于言表。昭陵，太宗之陵也。“众鸟高飞尽”，以比利禄之徒；“孤云独去闲”以自况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言山色之外，不堪举目也。或问黄仲则“十有九人堪白眼”之句，笑曰：何笨重乃尔，了无余味矣。
　　诗贵含蓄，忌刻露，意在可见不可见之间者为佳。李太白“众鸟高飞尽”以喻利禄之徒，“孤云独去闲”用以自况，两句尽好。“相看两不厌”两句便失之刻露。宋诗刻露益甚。《三百篇》亦有刻露之作，如“人而无礼，胡不遄仕”、“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等。然亦有须各人自己理会者，“萚兮萚兮，风其吹汝”，《诗集传》以为淫女之辞。以予观之，此诗意味深厚，类似《风雨》《鸡鸣》之章，当是贤人处乱世，以危苦之词互相警惕而作。
　　今人以感情归之文学，以理智属之哲学，以为知冷情热，歧而二之，适成冰炭。不知文章之事发乎情，止乎礼义。忧乐相生，有以节之，故不过；发而皆中节，故不失为温柔敦厚。看古人诗总多温润。如云：“虽无旨酒，式吟庶几；虽无佳肴，式食庶几。”情意何等恳挚，读之者深味而有得焉，乃能兴于诗。移刻薄为敦厚，转粗犷为温润，乃能“立于礼，成于乐”，亦即变化气质之功。昧者反是，但以增其回邪耳。
　　胡元瑞《诗薮》以汉乐府桓帝初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与少陵《大麦行》“大麦干枯小麦黄”比较言之，以为即此便是汉唐音节之别。前者用虞韵，便有含蓄；后者用阳韵，便觉高亢。吾尝有取于其说。以诗而论，少陵亦更进一步，故弥觉发扬踔厉也。大抵唐诗高亢响亮，晚唐便哀蹙。义山诗虽工，音节已哀。李后主词未尝不妙，而纯是亡国之音。北宋词亦多哀音。山谷、后山诗自工稳，音节终不及唐。推而上之，正风、正雅音节舒畅，变风、变雅便见急促。惟文亦然，六朝徐、庾骈体，句句工整，而靡弱已甚，此亦有不可强者。故闻铃铎而辨治乱，听鸟鸣而知安危。有时下笔成诗，押一韵脚，往往出于自然，非由安排也。
　　《选》体诗当熟读。宋人荆公、山谷不可略，然不读《景德传灯录》，亦不能读山谷诗也。
　　古来诗选尽有佳者，《文选》尚矣。《唐文粹》著录亦精，而不及律师是其阙略。
　　诗人胸襟洒脱，如陶公者，略无尘俗气，出语皆近自然。谢灵运华妙之中犹存雕琢，视陶自是稍逊。太白天才极高，古风至少三分之二皆好，然学力不到。老杜则深厚恳恻，包罗万象。退之于诗非不用力，子厚诗极幽秀，过于其文，顾皆未能免俗。荆公才高，亦有率易之作。山谷理境自佳，颇喜逞才。至其称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为“不食人间火语”，允为知言。东坡此词，几于全首集句，然固过于其诗，以襟怀之超旷也。总之，李杜文章，光焰万丈，但使文字不灭，精气亦长存人间。读者有以得其用心，斯与古人把手同行，无间今昔。
　　排律之工，老杜古今独步，篇篇俱佳。非特百韵长篇，即二三十韵，亦复沉雄细密，极开阖动荡之致。后人如李义山学杜律极工，而排律终不能及。宋人虽荆公、山谷亦然，东坡更逊一筹矣。清人朱竹鬯有《风怀》一首，三百年来可称压卷。但其事无足存，以视老杜之题目正大，魄力沉雄，去之远矣！谢无量先生宣统间有排律一首八十韵，纪归蜀事，甚好。吾亦曾报以长篇。吾诗所以不及杜者，一则才力未逮，二则末法时代，亦无许多大题目也。
　　晋宋诗人只陶、谢时有玄旨。谢诗虽写山水，着玄言一两句，便自超旷。唐人王摩诘最善用禅，故自高妙。宋人诗用禅理者，山谷、荆公、后山、东坡皆能之。山谷才大，当推第一，荆公次之，东坡于禅未深，在四人中为最下。山谷诗如：“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喻悟道之后，更无远近方所，无入而不自得也。时山谷方在戎州，即今之叙府，盖亦兼寓身世之感。荆公拜相诗云：“霜筠雪竹钟山路，投老归渔寄此身。”观戏诗云：“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践。心知本是同，所以无欣怨。”想见此老胸次亦复超逸。但惜操术未当，至于引用小人，遂以误国耳。
　　古诗比兴之旨，人多忽略。如韦苏州“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二句，朱子最喜之。盖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意思，言君子虽身处衰世，光如流萤，仍是自强不息，未敢一日稍懈，如流萤之飞度高阁然。又程明道诗：“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言衰乱之世，君子道消，不过如天际轻阴，终有晴朗之一日也。词句工丽虽不及韦苏州，然胸怀与气象则非韦所及。学子须识得此意，方可言诗。
　　古来词人利弊，此难具言。以诗为比，太白如苏、李；后主如子建；温、韦如晋宋间诗；北宋诸家如初唐；清真如少陵，律最细，词最润；梦窗如义山。以是推之。
　　自来义味玄言，无不寄之山水。如逸少、林公、渊明、康乐，故当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与言诗，可与论书法矣。
　　骨力谓峻峭特立，舒卷自如，如右军草书，体势雄强而使转灵活，不可以粗豪刻露当之。试观义山近体，学少陵非不温婉致密，然骨力终逊。山谷、后山力求矫拔而不免生硬。以此推之，亦思过半矣。此亦如人学射，久久方中，学力未到，不可强为。
　　“赤风荡中原，烈火无遗巢。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王龙标诗也。“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韩致尧诗也。王语怒而韩语哀，国可知矣。牧之才放而自叹无能，怨其不用也，故谓“绿华成阴”，不必定系本事，益令人低徊不置。吕紫薇“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杆欲暮时”，谢茂秦爱之，予亦爱之。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斯近乎治世之音矣。诗人之志与时偕行，不可强也。
　　近代论诗，沈寐叟实为具眼。“三关”之说，同时与寐叟游者，皆习闻之。予亲见其与香严书，言之如是。当时曾与香严论此，戏谓当更增一元，以元和已变盛唐，当增开元以摄李杜。寐叟意以元嘉摄颜谢，元和摄韩柳，元祐摄苏黄。鄙意苏多率易，不如易以荆公以配山谷。透得颜谢，则建安以来作略俱有之，则予无间然矣。
　　宋诗兼融禅学，理境过于唐诗，惟音节终有不逮。宋诗中山谷、后山为最，荆公次之，东坡、放翁又次之。苏门六君子颇有青出于蓝者，以视韩门诸子学均出其下者，有过之矣。
　　盛唐音节响亮，句法浑成，晚唐便失之雕琢。宋诗音节便哑，虽荆公、山谷亦然。东坡于诗并不用功，只凭天才，失之率易。王壬秋教人为诗，篇模句拟，大类填词，方法太拙，往往只具形式。渠长于《选》体，歌行亦能为之，而短于律师、绝句。张文襄亦颇能诗，晚近则有陈散原、郑孝胥。郑诗颇类后山，固不必以人废言。陈石遗能评诗，所作诗话颇可观。及其自为之，乃不能悉称。樊樊山、易实甫虽摇笔即来，不为无才，而体格太率，仅可托于元、白而已。中国文学流派太多、历史太长，欲于各家各体一一沉浸精通，大非易事。是以胸中不可无诗，笔下则不必有诗。
　　王昌龄诗云：“赤风荡中原，烈火无遗巢。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韩致尧诗云：“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王诗益怒，韩诗益哀。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