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 - (TXT全文下载)

林文忠公疏稿［见《兴水利议》］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盖自宋以来，所谓清丈者，无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议罗盘定向，四隅立柱之法为之范围。有零数无都数，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缩，甚或隐匿，百弊丛生，［注，丈书泥于梯田阔狭折半之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成十一亩，余可类推。又遇巉山宜用圆锥求面术，亦丈书所未必知，《苏州府志》载吴县办清丈，久之以山多难丈中寝，可为笑柄。故丈田亦必略知算术，不可专恃丈书］不能若网在网，必至治丝而棼。
诚如前议绘图之法而用之，然后明定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垧，四十二亩为一绳等名目，亦应删除］用顾氏炎武所议，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见《日知录》］即朱子通县均纽、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之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按亩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之谕旨，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赔累矣。又旧例各县税则至数十等之多，于国无益，于民非徒无益，而于吏胥隐射转换则大有益。图成之后，地形高下，水口远近，犁然在目，应请各州县就境内用宋法分五等定税，亦绝弊之善术。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外即邻境者，有县境隔越如《周礼》所谓华离之地者，按图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谓平天下，是之谓天下国家可均。

稽旱潦议
曷言乎绘图以稽旱潦也？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费之目，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纵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前议绘图之法，所谓石柱，即今水则碑之制。吴江垂虹亭有水则碑二，并不遍布各乡，又无比较之率，则其用仅与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验石柱，披地图。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坐广厦细旃之上，固已了然于胸中，舟舆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乡而四乡可知。脱有不合，则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尚何前弊之有？

改河道议
曷言乎绘图以改河道也？汉贾让治河下策云：缮完故堤，增庳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数语以为金科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国病而民亦病，为万世计者，奚忍安此？呜呼，以催科听讼为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坏，以增庳培薄为治河之道而河坏，庸人误国，一而已矣。
近者十年三决，前所未闻，盖由云梯关淤浅，入海不畅，自近一二十年来为甚，吾乡王司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年所言］：少时侍吾父兰仪同知署，署濒河，堤高于槛一二尺，髫龀之事如目前耳。后三十年而予摄是职，署门外东西来，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堤巍峨踞绰楔上，准此逆推国初，岂水田地中行乎？必不然矣。询之老吏云，三十年中，初年岁高三寸，递加至今，岁高一尺内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有征者，盖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
缮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万不可用，计必出于改道。既欲改道，当求一劳永逸之道而改之决矣。癸丑以来，决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夺济也。大清桥畔有坊，康熙年间刊联，中有“岳色”“河声“字，盖借用韦庄诗：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而以泰山为岳。济为河，而不知济之不可称河也。在今日则土人以为谶，谓河流自此定，不必别求改道，然亦宜审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因与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注，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逦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治河之书，如《行水金鉴》之类，汗牛充栋，率多纸上空谈，难资实用。夫为下必因川泽，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审高下始者。诸书间及测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从未有普遍测量之说，亦由不知其法尔。应请下前议绘图法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遍测各州县高下，缩为一图，乃择其洼下远城郭之地，联为一线以达于海，诚数百年之利也。
近世论治河者，靳氏辅、夏氏骃诸人，痛诋让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为此说？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会“修太原”为修堤，“九泽既陂”为堤陂，然则禹又一鲧也。考《说文》：“陂，阪也，一曰沱也。”《诗》“彼泽之陂”，《毛传》“陂，泽障也。”泽障即沱，盖水旁浅滩，故蒲荷生之，岂堤之谓邪？至高平曰原，与治水尤无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经》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赵君卿注云：“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塾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溺，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不传。元郭守敬，算学名家，史称其习水利，巧思绝人，陈水利六事，又十有一事。又尝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门而东循黄河故道，纵横数百里间，各为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又不传，然亦可见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重酒酤议
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弘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馀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
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且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粱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辩。

收贫民议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一，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国人子弟有不率者，辄曰逐汝，汝且入教贫局，子弟辄慑为之改行，以是国无游民，无饥民。一，瑞颠国设小书院无数，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书院之刑，有父兄纵子弟不入书院之刑，以是国无不识字之民。二事皆见米人祎理哲所著《地球说略》中，余又属及门管生嗣复询之夷士，益得其详。於乎，善哉！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其是之谓乎？以三代圣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资之之法，州党有相赒相救之谊，国家有赈穷恤贫之令，乞人之名，见于春秋以后，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党、庠、术、序遍于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学问，安所得不学之人而刑之？二国之事犹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后世而言，则可谓知本也已。今浙江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之设，而未遍制，亦未尽善，他省或并无之。另议推广义庄，更宜饬郡县普建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为定制，择绅领其事，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一如义庄法，以补无力义庄之不逮。严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凡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领者释之。别设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亦如之。期于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乃已。
夫民穷为匪，亦不教不养使然耳，及陷于刑辟，治之者尽法而止，不复过问，而为匪者如故也。坐窃贼以流徙，即为远地之窃贼，逐娼妓使出境，即为邻县之娼妓，何如养之教之，使不窃不妓之为尽善也！堂堂礼义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至官强民入塾，中国所难行，惟责成族正稽察族人，有十五以下不读书、十五以上不习业者，称其有无而罚之，仍令入善堂读书习业，亦善法也。或曰贫民且麇至，何以给之？是不然，此举实禁锢耳。衣食之瑟缩，使令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瑟缩、苛暴之不畏，可怜悯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弃也，且吾知其为数之必不甚多矣。

劝树桑议
西北稻田之利，前议详矣。顾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简至易之事，则蚕桑是。西北诸省，千百里弥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弃之，其可惜有倍甚于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后圃有桑数株，岁饲蚕数簇，缫丝与南中无二。盖西北地脉深厚，外燥而内润，故梨桃蔬果之属转胜于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弃地多矣。天下事本难于创时，蚩蚩者尤甚。十年树木，利在日后而费在目前。吾吴西郊，山地亩值钱数百，桑园亩值钱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尽为桑园者，亦以人情狃于近利，劙地栽桑，必三五年无利有费之故。东南犹尔，况西北乎？
劝种之法，宜官为倡导。令编检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发帑买地种桑，募其乡善饲蚕者为之师，雇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后，招土著承买，归其帑，永为世业。民间有能仿行者，呈明给照，永不许王公府，八旗争夺，并永不加赋，使安其业。十年之后，桑阴满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
夫经传所言蚕桑之利，未尝及吴越，［注，郭子章《蚕论》云：《七月》爰求柔桑，则豳可蚕。《将仲子》无折我树桑，则郑可蚕。《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则卫可蚕。《十亩》桑者闲闲兮，则晋可蚕。《皇矣》其檿其柘，《桑柔》菀彼柔桑，则周可蚕。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桑土既蚕。青州厥篚檿丝，徐州厥篚元纤缟，扬州厥篚织贝，则齐鲁可蚕。荆州厥篚元纁玑组，豫州厥贡漆臬絺纻、厥篚纤纩，则楚可蚕。《孟子》树墙下以桑，则齐梁可蚕。蚕丛都蜀，教民蚕桑，则蜀可蚕］不知何时利独归于吴越？视宜稻七州之仅存荆、扬，殆又甚焉。作而致之，其有待于大贤乎？［注，又宋秦观《蚕书》云：“戎治，唐史载于阗蚕蛾飞尽，治茧可为丝。”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胜计，是亦当留意访求者。］

壹权量议
《虞书》曰：“同律度量衡。”《论语》曰：“谨权量。”古帝王皆视为开国成务之大端，即商君治秦，尚知平斗桶权衡丈尺。嬴政、李斯亦以度量明壹为兢兢。今度则有工部尺、匠尺之别，衡则有库平、曹平、二两平等之别，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见上均赋税议］其不壹甚矣。宜合天下度量衡而壹之，部颁铁尺、铁斤、铁斛，通行各直省，从前诸名目不得复用，用者以违制论。凡内外官上下行文书之外，如一切试卷尺寸，行数、字数，咸宜一律，以示整齐，亦平天下之一端也。

稽户口议
小司徒之职，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数，意在均其役而已。盖田则税之，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汉高初为算赋，为后世地丁银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赋，二十而傅，给徭役，是既税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并于田赋，南省徭役亦并于田赋，取诸民也简，不可谓非今胜于古。于是烟户门牌则以意造之，遂无从周知户口之数，其弊也民轻去其乡，五方杂处，逋逃为薮，名捕关提，十不获一，是谓有利即有弊。另议复宗法、复乡职，以族人而周知本族人数，以乡董而周知本乡人数，事必不难。宜由部颁一照式，人与一照，乡董造册，州县钤印，男女一律，贵贱一律，［如淳曰：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令藏弆之，若贡单、捐照然。滋生物故关乡董，出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极，老死不相往来。孟子曰：死徙无出乡。在今日已不可行，有此一法，他乡可执禁以讥奸宄，游民庶几少衰息乎？或疑案牍之烦，曰：蒙诸议所省案牍不知凡几，所增亦仅耳，且古法也，无可疑也。

崇节俭议
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从古无以奢昌而以俭败者。《诗》葛屦、蟋蟀，刺俭不中礼。《礼》曰：晏子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皆有为言之也，非通论也。乃适以藉好奢者之口，贻害于风俗人心甚大。善乎，《论语》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好奢者可无辞矣。全盛之天下犹宜俭，何况凋残？承平之天下犹宜俭，何况兵革？
比者军兴十年，戒严遍天下，征调供亿，赋车籍马，行赍居送，远近骚然，农桑废于征呼，膏血竭于转饟，饿殍在衢，菜色在室，天下之贫，于兹极矣。欲有以保黎民苏元气，变醨养瘠，惟有一于俭而已。《礼》曰：“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縢，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屦，马不常秣。”於乎，此何时乎？岂仅靡敝之谓乎？惟是骄淫矜夸，习与性成，间有一省、一郡、一县完善之区，俗尚即如故，残破之区稍稍安辑，亦渐即如故，非有以挽回之不可。然而其法实难，将劝导之邪？必不从。将惩创之邪？扰民之害大。梁武帝所谓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更相恐胁以求财帛者，未始非确论。且奢亦无甚大罪，法穷而汔于不从，计惟有躬行以化之。
奢俭之端，无过宫室、车马、饮食、衣服四者。宫室、车马逾制者尚少，饮食无可禁，是禁奢以衣服为第一义。帝尧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韩非子》］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汉文帝身衣弋绨。［《汉书?文帝纪》，《东方朔传》同。又《贾谊传》“今帝之身自衣皂绨”，文既屡见，自是实事］我朝世崇俭德，度越前代，上方服御，不能更为抑损。今议王公以下大小百官，一概衣布，锦绣纂组，或为亵衣，或为贱者之服，不得为公服。或曰：得无升国体乎？夫卫文国君犹布衣，廷臣何害？汉文天子仅弋绨，廷臣可知。贵人衣布则俗必重布，重布则一切文饰皆不称，不言俭而自归于俭矣。又衣之可奢莫裘若，千金万金无底止，宜禁反裘，《玉藻》“表裘不入公门”，疏言表裘在衣外可鄙亵。《诗》“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诗意乃一望而见之词，皆古反裘之证。然秦、汉以下即无之，似可禁断，并貂裘之制亦从删。此亦崇俭一善术也。

复宗法议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废不可复。后人颇有议复之者，窃以为复井田、封建，不如复宗法。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养教之责，所谓养，不能解衣推食；所谓教，不能家至户到。尊而不亲，广而不切。父兄亲矣、切矣，或无父无兄，或父兄不才，民于是乎失所依，惟立为宗子以养之、教之，则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从宽而宗子可从严也。宗法实能弥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诗》曰：君之宗之。公刘立国之始，即以君与宗并重，《左氏传》晋执戎蛮子以畀楚，楚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正与公刘诗相表里。盖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维系之，而其合也弥固，嬴政并天下，始与井田。封建俱废。秦亡之后，叔孙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澌灭不可复，故汉初知徙大姓，借其财力实边实陵邑，而不知复宗法。魏晋知立图谱局，而不知复宗法。唐重门第，至以宰相领图谱事，而不知复宗法。惟宋范文正创为义庄，今世踵行者列于旌典。又令甲，长子没必立承重孙，二事颇得宗法遗意，自可因势利导，为推广义庄之令。
有一姓即立一庄，为荐飨、合食、治事之地，庄制分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凡族之寡孤独入焉。读书室，无力从师者入焉。养疴室，笃疾者入焉。又立严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复古礼。宗子死，族人为之服齐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妇死，夫虽母在为之禫，宗子之长子死为之斩衰三年，则骇俗不可行矣］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约，［注，桂林陈文恭公议。公于乾隆中年抚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继之者以他狱连及祠户，遂一律毁祠追谱，与公意正相及］族正以贵贵为主，［安阳许三礼议］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如今义庄主奉法无力建庄者，假庙寺为之。嫁娶丧葬以告，入塾习业以告，应试以告，游学经商以告，分居徙居、置产斥产以告，有孝弟节烈或败行以告，一切有事于官府以告。无力者随事资之，一庄以千人为限。逾千人者分一支庄，增一族约。单门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许立庄，无力者择所附，如吴则同出泰伯之类。又如昌黎所谓何与韩同姓为近之类。无可附者则合数百人为一总庄，亦领以庄正、庄约，期于亿万户皆有所隶而止，《周礼》宗以族得民，赅词也。有谓庶人无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庄之后，敦劝集资，令经费充赡。另议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为奖励立庄之用。
夫宗法既为养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于国家甚大，膺兹上赏，不为过也。窃以为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
一，宗法行而盗贼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耻，孰不畏刑罚？盗贼之甘于扞法网者，迫于饥寒而已。宗法既行，民无饥寒，自重犯法。《大传》云：爱百姓故刑罚中。顾氏炎武为之说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财用足。顾氏曰：“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物此志也。
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窃此二语，以聚无赖之民，始则济其不足，终则括其有余。乡愚无知，狃目前之利，陷于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谁不愿以其从教主者从宗子哉？
一，宗法行而争讼械斗之事可不作。今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强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结党呼群，横行乡里。小则纠讼，［注，乾隆中，江西诸大族多互讼，辄酿大狱。巡抚辅德至疏请禁止，毁祠追谱，可谓因噎废食］大则械斗，［闽、广最多，近来尤甚］为害甚巨。皆其族之不肖者号召之。夫一族中岂无贤者？无权无责，闭户不与闻而已。宗法既行，则贤者有权有责，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难以家法治之哉？
一，宗法行而保甲、社仓、团练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隶为主，是亿万户固已若网在纲，条分缕析，于是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常则社仓易于醵资，变则团练易于合力。论者谓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于家，然后可聚之于国。宗法为先者，聚之于家也。保甲为后者，聚之于国也。彼商鞅什伍连坐之法，亦其时同井未尽离，宗法未尽坏之证。如后世之民无常居，五方杂处，比邻或不相识，顾欲与以连坐，鞅虽酷亦势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即废宗法，小人举动往往如此。今保甲诸法之不行者，以无宗法为之先也。《尚书》“黎民于变时雍”，始于亲九族。《诗》以关雎、麟趾为王化之始，《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大学》“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齐其一家，为治平之始。亿万姓各齐其亿万家，为治平之终而已矣。

重儒官议
先儒言师道立则善人多，师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县莫不有学，学莫不有师。诸生以百数，仅识面者廪生耳，增附皆陌路。岁时敛学租，候伺学使者按部，争新生之贽。诸生获谴，为州县典守如狱掾。此外无事，绝无所谓教育人才之意。於乎，师道之不讲久矣。无他，位既卑权亦微，流品近益杂。汉成帝诏所谓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者也。
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宾礼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而楚南多才，往往发迹其中，矧能由是而进于经史、道德也哉。考《宋史》：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盖书院也。厥后因其制为学校，然则学校之初固如是，后乃陵夷衰微以汔于今也。朱子曰：“须是罢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乡先生为之。”陆氏世仪曰：“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常品，惟德是视。”顾氏炎武曰：“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又曰：“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昔贤论说如彼，今时情事如此。愚以为惟合书院、学校为一，而后师道可尊，人材可振也。
移书院于明伦堂侧，建精庐可容一二百人，郡县主之。省会则督抚、学政主之。春秋祀事及学政，试事归州县。出纳琐屑，领以城绅，合通学之人而教之。举贡愿至者与焉，同其甲乙。童生则简其尤者与焉，异其甲乙。择师之法，勿由官定，令诸生各推本郡及邻郡乡先生，有经师、人师之望者一人，官核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论官大小，皆与大吏抗礼，示尊师也。厚诸生廪饩，居院者为内课，使足以代训蒙。不能居院者为外课，半之。月官课一，亲诣以重其典，有事则改日。师大课一，小课一，家远又不能居院者，为附课。季一课，不给饩。非游学连三季不至者，山长告于学政而黜之。有败行亦然。小过降童舍，期而复之。笃疾给冠带，愈而复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舍积分法而变通之。法以大课名次并计，以得数少多为先后，造积分册，随课升降，岁终简其积分居最而品行亦优者数人，送学政参定之，以次贡入太学。经岁科十试，凡十五年而出书院，愿留者仍听。行之数年，文风不日上，士习不丕变者，未之闻也。
或曰：文风固进矣，士习何与焉？曰：亦在择师得人而已。师得其人，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芳臭气泽之所及，有潜移默化于不自知者，夫闻风犹将兴起，况同堂乎？且夫观人之法，不惟暂惟常，不惟显惟微，不惟矜惟忽，而能见于常、于微、于忽，独有朝夕与居之人，责之以保举，其有滥焉、幸焉者鲜矣。岂与夫一人之荐牍、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语哉？于是太学中人皆天下之选，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诸职必极天下之选，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诸生公推翰林官请简，列屋以容千人为率，廪之如郡县，居监读书，三年与之官。所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彬彬乎盛矣哉！

跋
余与景亭先生虽同里闬，未得一见。逮先生归自京华，予居海上，管君小异，时为予称道。先生不置，屡以予平日所论议邮寄吴门，如致周弢甫徵君诸书，俱蒙先生许可，谓可当洋务嚆矢。余亦时以欧洲近事转告先生。赭寇南窜，江浙沦陷，先生避居冲山，旋来沪渎，宜可昕夕过从，获闻绪论，人事羁纤，未遑抠衣进谒，修弟子仪。盖严主政驭涛师先生之高足也，余幼曾执经问字，宜以小门生礼见，然不敢无事轻造也。同治初元，余作粤游，一去不返者廿年。一代大儒，千秋硕学，遂至失之交臂。惜哉，然读其书，思其人，无异晤对于一堂之上。先生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弊，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憍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呜呼，此今时有用之书也，贾长沙、陈同甫逊此剀切矣。今日知先生者尚有人，而行先生之言者恐无其人矣。此余之臆谭，所以覆瓿而不出也。乡后学王韬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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