瞑庵杂识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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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瞑庵杂识 清 朱克敬

《瞑庵杂识》四卷 《瞑庵二识》二卷 皋兰朱克敬香荪著

　　故侯新贵去堂堂，二十年间事渺茫；
　　犹喜野人能强记，柳阴蒲扇话沧桑。
　　偶谈闲事畅幽情，莫笑潜夫下笔轻；
　　二十二编青史在，几行公道几分明。 瞑庵自题

卷之一
　　嘉庆己卯湘潭朋殴之狱，其起甚微。湘潭居交广江湖间，商贾汇集，而江西人尤多。江西会馆曰万寿宫，岁时演剧饮宴。是岁，首士以江西优人来，登场歌舞，皆诘屈嗷碻不可听。台下人大笑，或以芒鞋土块掷之曰：“犒汝远来！”笑者益甚，其声如潮。江西人大惭，怒且诟。湖南人强者应之，遂共争殴，不可解。畏事者稍稍引去。江西人潜招其众，合门共击湖南人，死者数百，伤未殊者，缚之。于是市人讹言曰：“尽杀湖南人矣，烹于镬矣，钉于柱矣，割舌而醢之矣。”市胥奔告知县。知县惧，不敢往。在籍给事中石承藻谒知县曰：“江西人烹封县民千百，知罪重，必且为乱，公闭阁，能独生乎？等死，不如往救，或可止。”知县忿然曰：“君责我，能偕我乎？”承藻曰：“不能，何敢劝公！”乃俱往，至则门不得启。壮士舁石狮撞门，门破，知县乃入，得未死者十六人以出。江西人皆散。于是湖南人皆愤相告，民商、舟人数万，共毁江西人店肆，遇江西人即击杀之，奔哄喧呼，数日不绝。桥津关市，必考其音，非江西人乃得过，往往误死。事定，知县以闻。巡抚吴邦庆，江西人也，严檄知县捕治。众皆散，莫得主名。先是市胥见众汹汹入市，惧有变，鸣锣于市，令各闭门备劫窃，遂以鸣锣罢市为胥罪，论斩之，狱未具。时论者皆谓当多杀湖南人。湘潭周系英，方官吏部侍郎。其子家居，伪为父书抵巡抚缓颊。巡抚奏之，上以系英越职与事，罢职令归，闭门省愆。石承藻家居，论常右湖南人，为巡抚所劾，亦罢。
　　嘉庆戊午，湖南乡试，有富家子傅进贤贿藩胥，割卷面粘他卷。时粗拟名次，久之，所粘卷竟中解元。先是湘阴彭莪为举业有名，罗典主讲岳麓书院，雅爱重之。闱后呈所作，罗决其必售。榜揭，无名，方甚惋叹，及见墨卷，彭作具在，而人则非，大骇告巡抚，穷治，尽得胥奸利状。傅惧，愿为彭援例请道员，更与万金暨美田宅。亲友关说百端。莪意颇动，典持不可。狱遂具，胥与傅皆论斩。
　　同治癸亥殿试，南皮张之洞策尽意敷奏，不依常格。先是江苏贡生吴大澂应诏上书，言殿试对策，或有谠论，试官匿不以闻，请申壅蔽之罚。及见张策，阅卷官颇疑怪，久之，乃拟第十进呈，皇太后拔置第三。人生遇合，固有莫之为而为者。按顺治时马士俊，乾隆时汪廷珍，旨以对策谠悫及第。
　　六部京察[本朝考绩之名，内曰京察，外曰大计，最者迁]，多由尚书及大臣兼部事者先内定，然后堂议。堂议之日，大臣、尚书中坐，侍郎旁坐，郎中以下立。部胥呈官册，大臣执笔踌躇良久，顾尚、侍曰：“京察高等与某某何如？”皆赞曰：“善。”则标姓名画诺付胥，相揖散去。咸丰己未，泾县王茂荫为兵部侍郎，大学士瑞常兼部事。会京察堂议，常举姓名，茂荫起言曰：“某某特善趋走，非真勤事者，若某某乃真勤事者，宜与高等。”常怫然曰：“如君言，非我所知，君当定之。”因以笔授茂荫。茂荫曰：“诚然。相国事多，常不至部，茂荫终岁在部，察勤惰较详，当代公定之。”即取笔标识，促共画诺，付胥具奏。常虽不平，亦无如何也。
　　部胥之权重于尚、侍，以科比繁多，官不能尽记，高下出入，惟其所为，虽知其奸，莫能禁也。阳湖恽次山先生世临寓京时，偶饮酒肆，闻一胥语人曰：“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世临心窃怪叹。未几，成进士，由翰林改官吏部文选司主事。文选司故为利薮，部胥移易选法，胁外官钱，往往致富。世临勤敏，多记旧事，又遇事钩考，胥奸不得施，怨之次骨，倒书其姓名于厅壁，至今犹存，益可见居宫尽职之难矣。
　　天津之变，曲实在夷。初，津人王三倚教横恣，民为所苦。民讹言教堂以术杀人，当以众验。封大业方醉，闻之，怒，手洋枪至通商大臣署，发枪震堂宇。大臣婉解之，大业归。天津知县闻大业难大臣，急来诇视，民从者数百人。大业疑知县以众胁己，发枪击知县，杀其仆。民怒，共磔大业，返毁教堂，杀其徒二十一人，则各国皆有。于是各国来让。诏口口口往治。口口心知其故，而是时大乱初定，财匮兵疲，力不能战，乃奏窜守令，杂捕市井无赖二十余人治之。俄国使来告曰：“华与法哄，杀俄人，误也。今又杀无罪以偿，是重误也。请毋偿俄国六人。”乃斩十五人以徇。
　　两广总督叶某，酷信乩。初，英人来索旧馈，叶请于乩，乩曰：“无庸，将自去。”既而英人果与邻国构难，疾引去。叶由是益奉乩仙。咸丰八年，英国兵船再至。叶更虔祷，乩判曰：“静静静，自然定。”叶信之，遂不设备。英人书来，亦不答。是时方校武科，英人猝至，掳叶去。叶舟中赋诗，有“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空泛使臣槎”之句。英人归，以玻璃椟盛之，舁游四国，观者人一钱。其门生某挽联云：“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可谓善于立言。
　　广西蒋琦龄，字申甫，官顺天府府尹，忠勤有声。好论事，为时所厌，乞归养亲。同治初，上中兴十二策：一曰端政本，二曰除粉饰，三曰任贤能，四曰开言路，五曰恤民隐，六曰整吏治，七曰筹军实，八曰诘戒行，九曰慎名器，十曰恤旗仆，十一曰挽颓风，十二曰崇正学。计一万三千余言，皆真挚明通，切当时用，苏子瞻、叶水心不能过也。今录其尤警者四则。
　　“除粉饰”曰：人君所恃以感通亿兆、联为一体者，一诚而已。《易》曰：“信及豚鱼”。《书》曰：“惟德动天”：“至诚感神”。诚则天神之远，豚鱼之顽，皆可以一气孚之，况于臣民乎!故曰：诚能动物。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朝廷纶綍之宣，或读而生感，或视之漠然，诚与不诚之别而已。明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贤相防患于未然。是以吁咈多交警之词，承平有水旱之奏。不幸而运值中否，灾害并至，则必下哀痛之诏，追悔既往，深自刻责，期与天下更始。若乱矣而以为未乱，危矣而以为未危，是求四海之远，欺百姓之愚，则岂独民愚不可欺，徒使悼叹朝廷颓废自甘，振作无意，忠贤为之短气，盗贼闻而生心，其关系良非浅鲜也。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唐德宗奉天赦书，痛自引过，无所忌讳，宣布之日，虽武夫悍卒，无不思奋臣节，识者知贼不难平。我朝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不过小丑窃发，而我仁宗睿皇帝犹为之下诏引过罪己，中外莫不感悦，进以戡定祸乱，重致太平，垂五十年。诚能动物，彰彰如是。慨自穆彰阿、载垣等当国，政无巨细，托于机密，往往秘而不宣。一以钳言官之口，售其壅蔽之奸；一则不学无术，以为一切兵戈盗贼不祥之事，皆于政体有妨，足令诏令减色，万不得已而宣示，亦必变其文法，饰以美名。相沿日久，视为当然。庚申之变，寇在国门，犹务为秘密。廷臣偶有论列，则必诘其闻自何处、得自何人，以致满朝结舌，驯至播迁。既幸塞垣，犹无一纸明诏告谕海内。夫事至此极，岂能隐藏？徒令传闻异词，远近震惊。已而畿南，山东奸民揭竿竞起，皖豫捻贼益肆长驱，岂非粉饰之为害烈哉！唐臣陆贽有言曰：“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其谁肯怀？”臣伏愿朝廷自今鉴于既往，与天下臣民相见以诚，兴言祸乱，不妨流涕陈辞；德音既宣，不宜更参忌讳。一切秋弥和戎、恭顺就抚之名，均宜删除。用人行政，明降谕旨。批答章奏，悉令发抄，除兵机所关，不宣预泄，即郡县不守，师律失机，朝廷虽不宣布，草野岂无见闻？与其传说而甚其辞，何若播告以作其气。且使外廷共见共闻，则怀忠抱义之士，于朝廷之得失，皆得以补缺拾遗，随时论救。所谓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杜权奸壅蔽之私，激四海忠义之气，皆在乎此。此臣之所请除粉饰者此也。
　　“任贤能”曰：自古太后临朝，徽音盛烈，毫无遗议者，惟宋之宣仁高后而已。顾宣仁不过承神宗变法之后，起而修复之，以苏民困，承平之世，原易见功；孰与我两宫皇太后除患肘腑，宏济艰难!此诚振古所未有，其贤于宣仁远矣。考宣仁之政，首在任贤。所谓“元佑开皇极，功归用老成。”如司马、文、吕诸贤，不徒起用，悉畀钧柄，即文彦博年近九十，犹令五日一诣都堂，平章军国重事。其余苏轼、刘挚、滕元发、鲜于侁之辈，分任侍从、台谏、京尹、监司，各当其才。兹其所以成旋乾转坤之功，致女中尧舜之称也。方今先朝旧臣，次第悉蒙召用，实与宣仁後先一辙。夫朝廷之重老成，岂徒珍同鼎彝、责其坐镇而巳，必将赖以康济时艰。如现在祁寯藻、翁心存之忠纯，宜参预大政，襄赞机密。茬徒拥内阁虚名，守一部之例案，其所稗益，亦已仅矣。倭仁、李棠阶之宜任师儒，王庆云之宜管度支，王茂荫之宜长台垣，各用所长，斯各收其效。其尚未起用，如前任副都御史张芾之忠直，前任总督吴振棫之练达、张亮基之干济，前任布政使马秀儒之纯笃，庄受祺之精敏。小臣中臣所知，如前任科道宗稷辰、蒋达、尹耕云、陆秉枢之鲠直敢言，前任编修何绍基之品端学邃，前任编修郭嵩焘、主事王柏心之留心经济，编修袁保恒之娴武略，前任道员张百揆、陕西知县田福谦、现任四川知县孙濂之著循声，皆一时选，足备任使。夫知而不用与不知同，用而不尽其才与不用同，故知人必兼善任也。又语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朝廷而欲收罗贤俊，莫若即今日所谓贤者，令其各举所知。彼既怀以人事君之忠，自无蔽贤不祥之虑。若现在所谓明保，不论何人，但官二品以上，即责以荐士，彼犹未免流俗之目，安得遂有相士之识？其黠者采取一二虚声以饰观听，而以私人比党窜名其中。督抚恃有权势，以爱憎取人，甚而情面贿略，皆所不免，所保不惬众望者尤多。而朝廷不察，概令送部，欲于引见召对俄顷之际，判其贤否，此必不能。无从发付，则仍概令记名，旋被擢用。此如探物暗室，无怪乎鱼珠混淆，薰莸不别，欲收得人之效，不亦难乎!夫为政在人，用人尤行政之本也，可不慎哉！臣之所请任贤能者此也。
　　“开言路”曰：今已下明诏求直言，中外臣民，举欣欣然颂扬圣治于无已，臣犹区区过虑，以开言路为请者，何也？盖人情好名而恶实，有始而鲜终。明代遇灾亦每求言，迨言之过直，又心嗛焉。碍于求言，不能以言罪人，则默而识之，徐俟其后而伺其隙，终于贬逐其人而后已。此所谓好名恶实也。唐之太宗、明皇，虚怀纳谏，而贞观、开元之治，后不如前，终于踣魏徵之碑，成仗马之喻，此所谓有初鲜终也。我朝圣圣相承，御极之初，例下求言之诏，岂循故事、饰虚文，初元求言，以后可不求耶？诚以所言纳谏，为君德之首，无时不当然，特恐其久而或不然也，故每当御极，视为首务，提撕而警觉之，盖申明旧章之意也。乃言路犹有不通之时，何哉？盖世之治乱，视言路之通塞，又视宰相之贤否。相臣而贤，自能开诱扶持，惟恐言官之不害，惟恐言之或不尽。虽然，意见之偏，贤者不免，韩琦之于司马光，司马光之于苏轼是已，况下此者乎！夫政府、言官，类多水火。权臣而欲逞炀灶之技，则必先钳言官之口，大而诛殛，小而窜逐，俾有所慑而不敢，其伎俩大略相同，史册所载如出一辙。独我圣明在上，权不下移，于此而欲逞其壅蔽之奸，盖亦匪易。道光、咸丰之末，臣皆在京，周外默窥，心焉数之。窃叹其用心之巧，操术之工，为从来所未有、史册所未载也。请为我皇上悉陈之：一曰隐密，二曰触忌，三曰摘疵，四曰示意，五曰反求。操此五术，而壅蔽之奸售，台谏之口缄矣。何谓隐密？章奏每不发抄，谕旨亦少明降。朝廷举动，虽在廷亦得诸传闻疑似之间，既不敢以风闻为无据之谈，更恐以漏泄被根求之谴。夫人臣致身，原不惜碎首以冀有裨，幸而折槛曳裾，终致感悟，此身虽蹈不测，此心良足自慰。若先坐私罪，且兴大狱，累及朋友，牵涉无辜，则言之必不见用已从可知，其谁不灰心丧气，结舌吞声？此庚申之变，事前所以无一批鳞之奏、挽救之言，非尽廷臣无良，实载垣、端华劫制之罪为不容诛也。何谓触忌？朝廷用人行政，岂能有得无失？争可否于殿陛，失矣而不致终失，此古今设立谏官之意也。今则用一人、行一政，言者言之，朝廷从之，则以为威福不自上操，权柄且将下移矣！小事宜言，则大事愈宜言可知；小臣之不当宜言，则大臣之不当更宜言可知。乃进大臣、行大政，转以台谏为疏逖，小臣非所宜言，朝廷自有权衡。则台谏之所宜言者何事？宜乎不肖者毛举细故，贤者亦托空谈。夫纳谏，美名也，朝廷之所甚愿；侵权，大恶也，人主之所深忌，非宰相之罪而谁罪哉？何谓摘疵？求言既切，则言者必多，言之既多，则岂能尽善，甚而假公营私，饰词希进，末俗之弊，何所不有!是在朝廷广采而精择之。陆贽之言曰：“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世有小人而废听纳。”乃奸臣则摘其言之无当者以生朝廷之厌，摘其言之有弊者以激朝廷之怒。既厌且怒，乃从而构之，以为此辈皆不足采，徒乱人意。殊不知舜之取善，在察迩言而执两用中，则所察不必尽用，而所言则无不察也。求言而惩羹吹齑，因噎废食，是又宰相钳制言官之术也。何谓示意？自古设官，类皆重内而轻外，近缘京职清苦，借外用以为鼓舞之方，乃权臣即以之待言官，以为明行黜罚，则朝廷有拒谏之名，言者遂沽名之愿，不若微示以意，缄默者悉邀外用，多言者还原衙门。夫天下中才多而豪杰少，庸俗贪利又甚于好名。彼见朝廷爱憎若此，其谁不仰希风旨，以便身图道府，为方面之员？科道亦清要之选，贤者岂慕膴仕，何不可久于其职？不知其人果贤，既知其身之不用，言之不从，徵色发声之余，必不肯恋栈以增厌恶，其不能不奉身以退，相率以去者，势也。道光之末，謇谔稀少，脂韦习成，非此之故哉？何谓反求？言行相顾，儒者以厉躬修，听言用人，朝廷原为两事。况人各有能有不能，置宰我、子贡言语之长，而课以文学政事，必谢不敏。张良为画策之臣，令其出帷幄而当治国治军之任，亦所不能。则谓宰我、端木不及冉、季诸贤，张良空谈不如萧何、韩信，可乎？又况权奸掣肘，必无成功。狄山之御匈奴，周处之击齐万年，卒以陨败，岂由无才！至于父子兄弟，功罪且不相及，朝廷之听言何与！惟穆彰阿事成皇帝久，知圣人敦崇实学，特重践履，故每于进言之臣，责以践言之实，一有不效，不明加排击，而微示讥姗。圣心既以其言行不符而厌薄之，其人亦自顾怀惭，同朝遂动色相戒。乃至御史朱琦，颇著直声，求其身无可訾，则以弟之获罪，谓其家犹不治。朱琦论奏，遂多不采。岂知朝廷不以言用人，不以人废言。贤人君子，议论容有不可用之时，佥壬小人，建白亦多不可废之处。今乃因言以责人，继而缘人而废言。依托正论，以售阴谋，此穆彰阿之奸，较载垣等尤不易识。卒以塞忠谏之路，成和议之失，酿潢池之祸，为致乱之魁者，此也。凡臣所言固为已事，而援既往可戒将来，且恐余习亦未尽涤，圣主而能预烛诸奸，则所谓好名恶实、有初鲜终之弊，皆不戒而自除。臣之所请开言路者此也。
　　“整吏治”曰：盗贼之起，由于吏治之漓；吏治之漓，由于登进之滥。夫用人宜用正途，而目前之妨正途者二：曰捐纳，曰军功。捐班之妨正途、害吏治也，夫人能言之，朝廷亦知之，知之而苦于捐例之不能停，则不得已而听之。夫既巳听之，则不更问吏治矣，乃朝廷犹拳拳以吏治为念，言者亦鳃鳃以吏治为言，则臣请得切指其弊，而望朝廷之有以挽回于万一也。夫捐例之不能停，此出于不得已者也。必使捐班加于正途之上，势且挤正途而尽去之，势且迫正途亦效捐班之所为，俾天下之仕者，不尽出于捐班不止；俾天下之人心风俗，不尽化为捐班不止，此亦谓之不得已乎？而尚何吏治之可言乎？昔之捐班，不过于正途之外，别添一途。未几而并驾齐驱矣，未几而出乎其上矣，今则正途寥寥，有日少日无之势。此其故，部臣、疆吏分任其咎，而督抚为尤甚。各省风气略同，而直隶、河南为尤甚。近日吏部选法，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此部臣欲鼓舞捐生，知有度支，不知有吏治，此犹为经费所迫而然也，若督抚之厌恶正途，任用捐纳，则不尽为鼓舞捐生而然也。南省苦兵，军功之员居多；北方安靖，捐班之势尤甚。臣于庚申之秋，行过保定，见彼处即用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于终身无委署之期，困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此诚骇人听闻，为从来所未有也。夫督抚既不为鼓舞捐生起见，何其好恶拂人如此之甚？臣盖深心体察而得其故矣：夫正途固多败类，捐班岂尽贤员，无如正途之员来自田间，多由寒畯，其见识迂陋，举止生疏，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其作奸犯科，类不当行，往往迫督抚以不能不知，苦督抚以不能不办，优容不巳，必至决裂，决裂再三，必至厌恶者，势也。若捐班实由殷富，来自田间者百无一二，皆官员子弟，戚友吏胥，依草附木，久居衙署，此岂寒畯措大之比哉？其于官场之酬应仪节，趋跄答对，簿书期会之为、舞文弄法之巧，耳而目之，童而习之，养成便佞桀黠之才，助以声势党援之盛，初登仕版，老吏不如，其未作奸，大吏见其当行能事，固以为才；其既作奸，能发能收，大吏口虽不言，心或更以为才，爱重不已，必至倚任，倚任不已，必至保荐者，亦势也。因而托于鼓舞捐输，力抑正途。又或托于一视同仁，唯贤是任，究其所谓贤者，亦皆捐班而巳。习尚若斯，遂成风气。饥寒所迫，群起效尤。正途始而愤之疾之，继而慕之学之。夫同一作奸，督抚乐于无事，则以其不败者为幸。朝廷百姓交受其害，则以其易败者为幸。至于慕之学之，则不当行昔当行，易败者亦不败矣。昔人谓赃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文，法亡。吏治至此，人心风俗至此，危乎不危？又况开科职士，每进千人，选缺补官，岁无一二。求才几成虚语，应试将至无人，有不堪为流涕长太息者哉！然以此等流弊，降旨明诘，部臣无以自解，督抚必不肯承。空言告诫，终于无益。为今之计，捐例既不能停，惟有速令廷臣集议，酌改选补现例，明定各省委署章程，捐纳、正途，分为两途，选补委署，各不相涉。正途之人不妥，仍用正途，捐班不能侵占。更宜略分先后，稍示重轻。督抚有意故违，部臣、科道纠察立参。如此，庶可挽回于万一乎！若军功之有妨正途，人亦知之，军功之有妨吏治，人或未知之也。三代而下，文武异途，兵民分治，既分之后，势难复合。宋太祖承五代之弊，以士人为县令，论者谓其开三百年太平之治。盖材官武夫，原不足以当亲民之任，况值闾阎凋瘵，赀郎取偿之余，又加以武健幸进之吏，以其杀贼之计杀民，民何以堪！且人才难得，才而兼文武者尤难。如诸葛亮犹短于将略，光武功臣多不任以吏事。今军营保荐，类曰文武兼资，若皆才过蜀相、品轶云台，何乃多才而贼未平？将毋标榜亦过其实？又况或无考语，但遇立功，不授以都、守、参、游，而保以牧、令、道、府，道、府再保，便至两司，两司再保，便至巡抚。不数年间，已去横戈跃马之场，而总察吏安民之任。纵其才能出众，亦恐素所未娴。或谓军营保举，但视原资，彼既起家文职，不能再保武弁，又用人之际，诸多牵就，啖以所欲，始得其力。臣皆以为大不然也。近日从军之士，往往预捐文职末员，以为保荐地步，窥其用意之深，早已垂涎膴仕。夫用武而以就文为愿，得官而以多财为荣，迨其得志，不问可知。朝廷文武并重，各用所长，有功而畀以重阃，甚或锡爵，岂犹不足为荣？文吏所以养民，作吏而任其残贼斯民，以徇军营牵就之举，此为得不偿失。夫以杀贼立功，而令牧民，是用所短；以叙功授职，而令害民，不如无赏。臣请从今著令，不问原资文武，但问所立何功，除襄赞运筹仍授文官，其余即缙绅监生，既以杀贼为能，便授带兵之职，不徒用其所长，抑且酬其壮志。庶其文武各当，兵民相安。盖军功人员之有妨吏治，事方始而害未彰，朝廷知而预防，较捐班亦易为力，诚不可不加以意也。臣之所请整吏治者此也。
　　光绪三年春，曾国荃巡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任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国荃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国荃忧甚。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知县以上，绅士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合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国荃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尽，而天不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不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不眠。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鳍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晻，雷霆远空。须臾，大雨滂注，至己巳乃止。民大欢，焚香鼓吹，迎巡抚归。
　　攸县龙汝霖，官山西高平县，有惠政。岁饥，先出仓谷贷民，然后上告。既去，高平人祠祀之。后十余年，山西大旱，高平亦灾，知县匿不报。民请贷，弗许；请缓征，又弗许。民怒，哗于堂，撤联匾，尽焚之。有父老于烬中见汝霖姓名，惊曰：“此咸丰时良吏，发粟救民者也，奈何唐突!”急取焦字涤瘗之。更制匾张于署，谢于其祠。
　　新化邹汉勋，笃学守静，著书甚多，身后颇零落。龙汝霖官江西时，为刻其《颛顼历考》、《五音论》、《读书偶识》、《诗文集》、《永甯碑释》五种。今录其跋语云：“邹氏遗书五种，昔咸丰初，汝霖于南昌遇邹君叔绩，见所撰书而录其副所存者也。叔绩当道光初，则已有述作之志，其后名盛，未几而徇难。海内人士闻见其人者，皆悼惜之。及讨求所著书，率限僻远，不得搜集。未数年，其家毁于寇，存者胥尽焉。其弟若于搜诸友人，则残缺失次，无复昔年之旧。时人亦复无求邹氏书者。赵君撝叔，好学友多闻士也，与汝霖遇南昌，偶言及叔绩。则曰：「尝于潘侍郎处闻其深音学，恨未见书耳。」汝霖则出其《五音论》，撝叔大喜，以为千年罕其比。于是出资请撝叔校刊之。既成，凡得五种：曰《颛顼历考》，曰《五音论》，曰《读书偶识》，曰《文集诗集》，曰《永甯碑释》。其余逸者不可遽得，以待他日。其所撰宝庆、贵阳诸志，既为官书，不入集中。救绩之学，于经长训诂，于史长地理，其所著《易》、《诗》，今不可见，见于《偶识》者，少年初学时所为耳。独其作《音论》，在其卒之前三年，然其卒年来满五十，亦未遽为定本。余前假录时，或未暇毕写，今故多所缺。要其遗书可见者止此。向使当时不相遇，或今不与撝叔相遇，则此所遗者竟不传不刊，未可知也。先后一十四年，其会际俱于南昌，亦异矣哉！叔绩品节志学，《湖南通志》、国史、家传皆有所纪赞，今但叙此遗书之所由。”
　　年羹尧为大将军时，威震中外。军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