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 (TXT全文下载)

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俄约之准驳，应经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进通融之说，未免迹涉畏葸，以致物议沸腾。顾臣窃思之，秉一定之规模，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胪列应驳之条，屡辩而力争之，事之成败，非所敢知。是臣之责任，较轻于臣之私计。伏念微臣世受国恩，滥跻卿贰，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犹宜尽献萏荛，以备采择。况既膺使职，责任攸归，岂敢缄默唯阿，卤莽从事，自避嫌疑之谤，上贻宵旰之忧。臣所鳃鳃过虑者，窃恐廷臣所议，除偿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条，逐条均须驳改。在议者固属荡荡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辞也。然言经而不言权，论理而不论势，俄人之必不见矣，则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如此则日后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则称干比戈，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自有胜算，非使臣之所敢议也。一曰俄人不允，则暂弃伊犁，存而不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让也，臣亦未敢以为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后取现今之所驳者，陆续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说也。然则目前之所驳，是姑就吾华之公论，聊以尝试之耳。尝试不效，乃复许之。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非圣朝所以敦信义，以驭远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诈为能事，若此时逐条驳改，日后又不得已而允，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且使西洋各国，从而生心。诚恐此次伊犁约章，所挽回者无几，而从此中外交涉之务，议论日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两端，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勿致日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准之条。此臣愚昧之见也。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无伊犁之案，均应遣使通诚。此次奉旨前来，以为真心和好之据。至辩论公事，传达语言，本系公使职分，容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秉公商议云云。如此立言，则入境或不致遂见拒绝。至于约章如何辩论，计原议诸臣，此时必业经奏明准驳，知照前来，惟军国大政，所关实非浅鲜，似不厌再三详审，精益求精。当俟廷臣细行商定之后，由总理衙门咨行到臣，始敢与该国平情争论。若臣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说，稍有可采，则在廷诸臣，自必考究精详，斟酌尽善，乃定准驳之条。即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又奏：“臣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七日，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电云：‘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所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惟勿先露旧约，通商、分界，俟后商办，亦可告知。初五日有寄谕，先电闻’等因。臣答电，谓：‘缓索伊犁，系最后一着，须说明是暂缓，非径让。此亦西例也。’等因，去讫。窃思俄人趁我之索还伊犁，恣意要挟，索之愈急，则挟之愈多，暂置不论，自系权衡利害之轻重，而明绝其觎觊之心。查西洋各国，每有因辩论之事，两国争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轻于用兵，于是知照该国，且布告各与国，谓：‘某事本国未经应允，特以不欲用兵，姑从缓议。’英人名此法曰：‘普噜太司特。’无论强横无理之国，见有普噜太司特文牍，即应将所议之事，作为暂缓之局。暂缓者，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数十年，并无期限。遇有机会，仍可将前事提出商论。此固西人办理交涉事件之通例。而中国于伊犁、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臣折中以伊犁边界，不可稍让，全境转可尽让为疑。如用普噜太司特办法，自可免弃地之嫌。惟是伊犁一域，实我要区，暂置不论，终是未了之案。况旧约亦有通商、分界诸事，虚悬未定。是暂置伊犁。而争论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有万难遽息之势也。臣愚以为缓索伊犁，姑废崇厚所定之约。总理衙门所论意在归宿到此者，自系专指目前局势而言。至于将来之归宿，似仍宜办到榷商，稍予通广。伊犁全境归还，乃可真为了结。臣未赴俄都，并非受俄人之挟制，而妄进通融之说，徒以揆度敌情，熟权事势，稍有所见，不敢不言。请旨饬下原议诸臣妥议具奏。臣到俄之后，即当恪遵奏定准驳之条，固执，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啮雪咽旃，期于不屈而后已。”谕言：“伊犁系中国土地，从前俄人只称代收代守，是尚不敢公然居侵占之名。中国向其索还旧疆，本系名正言顺。至通商一事，自当权其利害轻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者，亦未可迁就从事，致贻后患。该少卿当就原约各节，妥慎办理。如有应行量为变通之处，仍当随时察看情形，奏明请旨。”纪泽既至俄，俄方遣前驻华使臣布策来华保定约。纪泽请于俄外部，令布策折回，议于俄京。既与外部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及布策，迭次会议。俄言：“全权签约后，无再商者。”纪泽言：“崇厚所许，大溢出朝旨之外，不能不酌改。”俄言：“中国罪使臣，废成约，悖公法。”纪泽言：“中国以使臣失职，悖朝旨，故罪之，无预外国事；旋虑碍贵国颜面，已释之矣。”俄言：“中国备兵，将失和。”纪泽言：“备兵非缘俄而起。”俄言：“中国既备战，俄不得不遣兵，衅由中国起。”纪泽言：“中国亦云尔，然两国方敦睦，不当有此言。”俄谓纪泽“非全权。”纪泽言“吾驻使，以有议约之权为断。”逮俄既允议，纪泽所更实多。俄谓“与全废约同，必不可。”迭会议，均不决。俄既迫愈甚，纪泽请于朝，谓“伊犁自我索之，今约不成，盍缓之，俟诸他日。”报可。纪泽既以为言，俄谓：“不索还，请使臣署约为信。”纪泽谓：“吾特少缓之，俟贵国之转圜，各国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对吾国人。”俄许还地，索偿甚奢。纪泽坚却之。朝旨屡备兵，俄屡诘焉。纪泽言：“设防非为备战，万难中止。”俄言：“中国既备兵，我国不能不设备，他日兵费当取之中国。”纪泽言：“未战而索兵费，古无此例。若必索之，则中国宁一战而后偿，惟两国敦睦二百余年，不当出此。”俄言：“中国不能守伊犁，俄代守之十年，既不我德，兵费尚靳之乎？”纪泽言：“俄厚谊还伊犁，偿款则可，不当称兵费。”俄言：“二五之于十，又奚辩乎？”纪泽执不可。久之互让步，乃于光绪七年正月，议定条约二十款，专条一，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按崇厚原约收回伊犁地，广二百余里，长六百余里。纪泽增索伊犁南境要隘各地，广二百余里，长四百里。偿代守伊犁费及赔偿损失卢布九百万元。伊犁西边地归俄管属。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尔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札特村东边，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自奎峒山过黑伊鲁特什河，至萨乌岭，画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俄国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亦准在肃州（即嘉峪关）及吐鲁番两城，设立领事。其余如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俟商务兴旺，始行续议。俄人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不纳税。将来商务兴旺方议税，则照纳。俄商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内地者，可照旧经张家口、通州、赴天津，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及中国内地。并准在以上各处销售。俄商在以上各口及内地购货运送回国者，亦由此路。并准俄商往肃州贸易，至关而止。约既定，电请朝旨，允之。自光绪五年至六年冬十二月，和约成，纪泽乃以所历曲折，列备陈。疏言：“臣于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国遣使进京议事，当经专折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电旨：‘著遵叠电与商，以维大局。’次日又接电旨：‘俄国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各等因。钦此！’臣即于是日往晤署外部尚书热梅尼，请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议。其时俄君正在黑海，热梅尼允为电奏，布策遂召回俄。嗣此往返晤商，反覆辩论，叠经电报总理衙门，随时恭呈御览。钦奉迭次谕旨，令臣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圣训周详，莫名感悚！臣目击时艰，统筹中外之安危，细察事机之得失，敢不勉竭驽庸，以期妥善。无如上年条约章程，专条等件，业经前出使大臣崇厚盖印画押，虽未奉御笔批准，而俄人则视为已得之权利。臣奉旨来俄商量更改，较之崇厚初来议约情形，难易迥殊，已在圣明洞鉴之中。俄廷诸臣，多方坚执，不肯就我范围。自布策回俄后，向臣询及改约诸意，臣即按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会大意，分条缮具节略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意若甚难相商者。臣屡向热梅尼处催询各条，彼见臣相逼太甚，遂有命海部大臣呈递战书之说。臣不得已，乃遵叠次电报，言可缓索伊犁，全废旧约。热梅尼又欲臣具牍言明，永远不索伊犁。经臣严词拒绝，而微示以伊犁虽云缓索，通商之务，尚可相商。旋接俄外部照会，除归还帖克斯川外，余事悉无实际。爰据总理衙门电示，分列四条，照覆俄外部，又与之逐节面争。热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不为俄少留余地，愤懑不平。布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货，既天津运货准用小火轮船拖带两事，向臣商论，臣直答以原约之外，不得增添一事。虽其计无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适俄君自黑海还都，谕令外部，无使中国为难，于无可让中，再行设法退让。但经此次相让后，即当定议。外部始不敢固执。前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送来照会两件，节略一件：第一照会，言此次允改各条，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且将外部许臣商改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会，言交收伊犁办法三条。节略中则历叙允改之事，约有七端，臣请逐款详其始末：第一端曰，交还伊犁之事。查原约中，伊犁西南两境分归我属，南境之帖克思川地，当南北通衢，尤为险要，若任其割据，则俄有归地之名，我无得地之实。缓索之说，诚属万不得已之举。否则祖宗创业艰难，百战而得之土地，岂忍置为缓图。臣奉命使俄后，通盘筹划，必以界务为重者，一则以伊犁、喀什噶尔两境，相为联络。伊犁失，则喀什噶尔之势孤，此时不索，再索更待何时。一则以伊犁东南北三界，均与俄兵相接，缓索后不与议界，恐致滋生事端；若竟议界，又嫌迹近弃地，而又虑其得步进步。伊犁虽已缓索，而他事之争执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将各事略为放松不可，遂舍西境不提，专争南境。相持不下，始允归还。然犹欲于西南隅割分三处村落，其地长欲百里，宽约四十余里。臣检阅舆图，该处距莫萨山口最近，势难相让。叠次厉色争辩，方将南境一带地方，全数来归。其西南隅，允照前将军明谊所定之界。第二端曰，喀什噶尔界务。从前该处与俄接壤者，仅正北一面，故明谊定界，只言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亦未将葱岭在俄国语系何山名，照音译出，写入界约。今则迤西安集延故地，尽为俄踞，分界诚未可索。崇厚原约所载地名，按图悬拟，未足为凭。臣愚以为非简派大员，亲往履勘不可。吉尔斯必欲照崇厚原议者，盖所争在苏约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旧，未定之界可另勘。吉尔斯踌躇良久，谓此事于中国无益，非俄所求，既以原议为不然，不妨罢论。臣虑界址不清，则衅端易启，特假他事之欲作罢论者，相为抵制。布策又称原议所分之地，即两国现管之地。臣应之曰：如此何妨于约中改为照两国现管之地勘定乎？最后吉尔斯乃允写，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据崇厚所定之界矣。第三端曰，塔尔巴哈台界务。查该界经明谊、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来，俄外部以分清哈萨克为言，于是议改。考之舆图，已占去三百余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抱旧界定论。吉尔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议，始允于崇厚、明谊所定两界之间，酌中勘定，专以分清哈萨克为主。所称直线自奎峒山至萨乌尔岭者，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日后勘界大臣，办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占。以上界务三端，臣与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第四端曰，嘉峪关通商，允许俄商于西安汉中行走，直达汉口之事。总理衙门驳议，以此条为最重。叠议商务者，亦持此条为最坚。盖以我之内地，向无指定何处准西商减税行走明文。此端一开，效尤踵至，后患不可胜言。外部窥臣著重在此，许为商改。及询以如何商改之处，则云须各大端商定，再行议及。臣亲诣布策寓所，告以事关大局，倘不见允，则余事尽属空谈。词意激切。布策言于吉尔斯，于是允将嘉峪关通商，仿照天津办理。西安汉中两路，及汉口字样，均允删去不提。第五端曰，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之事。查松花江面，直抵吉林。爱珲城定立条约时，误指混同江为松花江，又无画押之汉文可据，致俄人历年藉为口实。崇厚许以行船至伯都讷，在俄廷犹以为未满志也。现将专条径废，非特于崇厚新约夺其利，直欲为爱珲旧约辩其诬。臣初虑布策据情理以相争，无词可对，故择语气之和平者立为三策：一，径废专条。二，稍展行船之路，于三姓以下，酌定一处为之限制。三，仍允至伯都讷，但入境百里，即须纳税，且不许轮船前往。布策均不以为然。适奉电旨，责臣松劲。于是抱定第一策立言，务期废此条约。布策犹纠缠不已。吉尔斯恐以细故伤大局，不从其言，遂允将专条废去，声明爱珲条约如何办法，再行商定。第六端曰，添设领事之事。查领事之在西洋各国者，专管商业，其权远在驻扎中国领事官之下，故他国愿设者，主国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将各城领事删去，外部各官，均以为怪。随将中国不便之处，与之说明。吉尔斯谓领事之设，专为便商起见，系属宾主两益之事。中国既有不便，即仅于乌鲁木齐添设一员如何？臣因其多方相让，碍难再争。而总理衙门电钞编修许景澄折内，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三处，毋设领事。其次争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两处等语。臣乃复见布策，恳其商改。节略内始将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余俟商务兴旺时，再议添设。第七端曰，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之事。新疆地方辽阔，兵燹之后，凋敝益深。道远则转运维艰，费重则行销益滞。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纳税之章，商贩实多未便。阅总理衙门来电，曾言收税为轻。臣因将原约内均不纳税字样，改为暂不纳税。俟商务兴旺，再订税章。查西例纳税之事，本国可以自主。日后商情，果有起色，伊犁等处，亦不妨逐渐开征，以充国库。以上商务四端，臣与俄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此外又有偿款一端。凡商减之事，益于我则损于彼。热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请。臣称约章事，只可议减，不可议增。彼遂谓中国各路征兵，显欲构衅。俄遣船备边以相应，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向臣索偿，且言如谓：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等语。臣答以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彼之言虽极恃强，臣之意未为稍屈。旋据总理衙门覆电，嘱臣斟酌许之，至多不得逾二百万两。又电言如无别项纠缠，统计约五百万两，偿款即可商定云云。臣见吉尔斯、热梅尼等，始则争易兵费之名，继则争减代守伊犁偿款之数。久之热梅尼谓迟一年收回伊犁，又加还帖克斯川以代守费论，至少亦须加卢布四百万元。臣照会中，但允加代守费卢布二百五十万元。若并归伊犁西境，犹可略议增加。吉尔斯不谈西境，仅称连上年偿款，统算非卢布一千万元不可。臣嫌为数过多。吉尔斯笑曰：俄国岂以地出售者，果尔则以帖克斯川论之，岂仅值五百万元乎？不过改约多端，俄国亦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以自慰耳。臣察其意甚决，乃言热梅尼所说，仅四百万，何得又增百万？吉尔斯无词折辩。故节内略仍以添偿卢布四百万元定数。查上年崇厚所议兵费偿款，卢布五百万元，合银二百八十余万两。此次俄国认出自华至英汇费，则金磅之价较贱，合前后卢布九百万元而统算之，约计银五百万两以内。臣综观界务、商务、偿款三大端，悉心计较，与总理衙门来电嘱办之意，大略相同，即摘录照会节略大意，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并与外部说明，俟接奉电旨后，再行画押。一面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径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且以有益于中国，无损于俄人等语，开诚布公而告之。于崇厚原订约章字句，陆续有所增减。如条约第三条，删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入华贸易游历，许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条，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照旧管业。声明伊犁迁出之民，不得援例。且声明俄民管业，既在贸易圈外，应照中国人民，一体完纳税饷。并于第七条伊犁西境安置迁民之处，声明系安置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以防迁民虽入俄籍，而仍有占据伊犁田土之弊。第六条，写明所有前此各案，以防别项需案。第十条，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暨第十三条，张家口无领事而设行栈。均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以杜效尤。第十五条，修约期限，改五年为十年。章程第二条，货色包件下添注牲畜字样。其无执照商民照例惩办，改为从严罚办。第八条，车脚运夫绕越捷径，以避关卡查验，货主不知情，分别罚办之下，声明海口通商，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凡此增减之文，皆系微臣与布策商草法文约稿之时，反覆力争而得之者。较之总理衙门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驳之议，虽不能悉数相符，然合条约章程计之，则挽回之端，似已十得七八。此臣与吉尔斯、布策等，商量条约章程底稿，于节略七端之外，又争得防弊数端之实在情形也。十二月十七日，接奉电旨：‘该大臣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即著照此定约画押。约章字句，务须悉心斟酌，勿稍疏忽。’臣告知俄外部，转奏俄皇，此邦君臣，同深钦感。俄皇谕令外部，允废崇厚原定约章，另立新约。又饬催布策速行缮约画押。臣因节略七端之外，所争诸端，字句尚未周妥，日夜与布策晤谈而笔削之。直至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始得将法文约章底稿议定。又彼此商定汉文俄文条约章程，各缮二分。而将先订之法文，缮正二分，以资考证。逐条参酌，校对无误，于正月二十六日，与外部尚书吉尔斯，前驻京使臣布策，公同画押盖印讫，电请总理衙门代奏，仰慰宸廑。”奏入，报可。纪泽又虑俄约虽定，恐启国人易视交涉之心，因备陈所经艰困，以资观省。乃奏言：“臣于定约之折，须宣示内外臣工，甚或流传海外，是以未敢将委屈难言之隐，据实奏明。然微臣办事之难，与寻常出使情形，迥不相同，有不能不沥陈于圣主之前者。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礼，远逊于头等。而视定议复改之任，实重于初议。原约系特派头等全权便宜行事之大臣所定。臣晤吉尔斯、布策诸人，咸以是否头等，有无全权相诘。臣答以职居二等，不称全权大臣。乃彼一则曰：‘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再则曰：‘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臣渥承眷遇，岂复希非分之宠荣。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专，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师心自用，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之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合者也。俄人亦未尝不腹诽之。及至与臣议事，稍有龃龉，则故以无全权，非头等之说折臣。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议约，较为简捷等语。臣亦知其藉此词以相难，非由衷之言也。但彼国既以无全权而相轻，微臣即不免较崇厚而见绌，此其难一也。按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无不候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间有定而复改之事，亦不过稍有出入，从无与原约大相迳庭者。往岁崇厚急于索地，又急于回京，遽定遽归，诸多未协。外部见臣照会，将约中要领，痛行驳斥，莫不诧为奇谈。屡以崇厚违旨擅定之故晓之。奈彼闻所未闻，始终不信。此其难二也。原约所许通商各条，皆布策驻京时，向总理衙门求之多年，而不可得者。崇厚甘受其绐，求无不应。一经画押，彼遂据为已得之权。再允熟商，彼即示损其莫大之惠。吉尔斯贤于布策，而不明中俄商情。经臣剀切敷陈，彼仍茫然不解。此其难三也。泰西臣下，条陈外务，但持正论，不出恶声。不闻有此国臣民，诋及彼邦君上者。虽当辩难纷争之际，不废雍容揖让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势难缄秘，传布失真之语，由于译汉为洋，锋圜过峻之词，不免激羞成怒。每谓中国非真心和好。即此可见其端。若于兹时，忍辱改约，则柔懦太甚，将贻笑于国人，见轻于各国等语。臣虽设词慰藉，而俄之君臣，怀憾难消。此其难四也。自筹兵筹饷，叠见邸钞。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时有戒心。遣兵船以备战，增戍卒以防边。臣抵俄时，彼已势成骑虎。若仍在俄议事，则前此之举动为无名，故欲遣使晋京议约，以归功于海部。无怪一言不合，俄使即以去留相要。维时留之则要挟必多，不留则猜嫌滋甚。更恐留而仍去，适示怯而见轻。此其难五也。俄皇始命布策，向臣询明中国意向，予限一月。满限之时，经臣援引总理衙门照会驻京署使凯阳德展限三月之意。复请外部婉奏俄皇，乃许添展两月，与臣议事。我皇上因俄事日逼，意在转圜。一切情形，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而事势无常，日期甚促。有时于立谈之顷，须定从违，臣于未经请旨之条，即不敢许之过骤。然既奉转圜之旨，又不得执之过限。良由自沪至京，无电线以资迅速。故虽由电请旨，非旬日所能往还。敌廷之询问益多，专对之机权愈滞。此其难六也。犹幸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殚力竭，雅不欲再启衅端。加以圣明俯纳臣言，释放崇厚以解其疑，办结各案以杜其口，故其君臣悦服，修好输诚。布策诸人，虽坚执各条，不肯放松；而俄国皇帝，与其外相吉尔斯，实有和平了结之意，故得从容商改，大致就我范围。此则列圣以来，怀柔之效，而我皇太后、皇上公溥慈祥之德，有以感动之也。臣之私心过虑，诚恐议者以为俄罗斯国如此强大，尚不难遣一介之使，驰一纸之书，取已成之约而更改之。执此以例其余，则中西交涉，更无难了之事。斯言一出，将来必有承其弊者。窃以为兵端将开而复息，关乎生民之气数，而气数不可以预知。条约已定而可更，视乎敌国之邦交，而邦交不可以常恃。臣是以将到俄以来，办事艰难情状，据实直言，不敢稍存隐饰。请旨密饬海疆暨边界诸臣，仰体圣朝讲信修睦之心，至诚以待邻封，息事而全友谊。庶几遐荒悦服，永叶止戈为武之休；海宇清平，益臻舞羽敷文之盛。”谕：“曾纪泽奏进改订条约章程，著亲王奕淙，醇亲王奕讠，潘祖荫，翁同，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核具奏。”至是，王大臣等会同核覆，请予批准，从之。既盖印，互换于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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