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食货志 - (TXT全文下载)

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遗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由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前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合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
淮阳渠百尺渠及预水南北诸陂，
晋书宣帝纪正始四年：「帝以灭贼之要在於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於颖之南北。」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成国渠临晋陂等。
晋书宣帝纪：「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焉。」又食货志：「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馀顷，国以充实焉。」
诸陂渠皆官所兴修，灌溉控制权握於政府之手，故邓艾省西方所需之水引溉东方，有若挹注焉。
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吴蜀之新兴水利事业并不足称，吴作浦里塘毫无功绩，
吴志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调百官会议，成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
吴志陆凯传：「建衡元年，疾病，昭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欢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
蜀不过守李冰之成业而已。
水经注：「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水旱从人，世号陆海。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晋书食货志载社预疏有云：「自顷户口日增，而坡堨岁决，（校注）通典二引堨作堰，下文同。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业，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疗不下润，故每有雨水，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岱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
案：杜预此疏上於晋武帝咸宁三年顷，疏上，朝廷从之。杜疏极言陂堨之害，系对兖豫诸陂而发，据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谓「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是晋惠帝时戾陵堨亦发生水患矣。又碑文谓景元三年，诏以民食转广，陆费不瞻，遗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盖以戾陵揭灌田仅二千顷，而所封地达百馀万亩，殊嫌太不经济故尔。（参看前引）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动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陂堨之岁劳民如此。
然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至宋时濯溉之利尚溥，则魏之诸陂固亦有利及数百千年之後者矣。
注：参看前引太平寰宇记及三国志旁证。
三国时之耕种方法，较前似无若何之进步，而北部承丧乱之後，开辟草莱，喜火耕而水耨，是反较前退步矣。
晋书食贷志载杜预疏有云：「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
惟用耧犁下种之法，实较前更为普遍也。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赵）基为（敦煌）太守。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案：用稷犁下种之法，始於赵过。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论曰：「武帝以销过为搜粟尉尉，数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齐民要术注曰：「按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济州迤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两脚耧种陇穊，亦不如一脚耧之得中也。」崔寔所述赵过之法，乃种法，与汉书食货志赵过之耕法不同，故云日种一顷。下种须略深，庶免种子为雀鸟所啄食，故田虽已耕，下种时仍须起土。赵过用特制之犁（质当较耕犁为轻，故一牛曳之已足。）与耧合成一体，兼有起土下种之用，故但须一人将之。崔寔时辽东之人尚不知此种种法，下种时用耕犁起土，耕犁较重，须用二牛曳之，并须用二人牵牛以增牛力，（汉书食货志述赵过耕法，「用耦犁，二牛三人。」三人之任务，当即二人牵牛，一人将耕。）而耧与革又不合为一体，故另须二人挽耧，一人下种，共用二牛六人。二牛六人尚仅日种二十五亩者。过所制耧犁合为一体之下种器，应略如後世之耧车，农政全书卷二十一述耧钟车之制曰：「其制……两足中虚，关合一拢，横桃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种随犁下，故其速度绝非辽东之拙法所能比拟，不仅所用人牛有多少之异，况辽东之耕犁转长四尺，回转相妨，自更废时矣。汉书食货志谓赵过之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足与政论参证。政论三犁共一牛，当系二犁共一牛，齐民要术误引作三耳。汉书食货志调过用耦犁，过所作下种器，其起土部分当仿耕犁为之，不至有三足也。齐民要术注谓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正足证要术引政论三犁为二犁之误。惟要术注三脚耧应为二脚耧之误，二脚耧却要术注之两脚耧也。皇甫隆时敦煌人尚不知用耧犁下种耳，非不知犁耕也。魏略所谓耧犁，即赵过所发明之下种器也。
三国时衍溉之法亦较前更为普遍，
注：参看前引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魏略谓敦煌民常灌溉滀水，使田极濡洽，然後乃耕，当犹令人滀冬水田，其用水之量较多，自不甚经济也。
又翻车戽水之法，当亦於此时应用於农事，惟恐尚不甚通行耳。
後汉书宦者传谓灵帝令毕岚「作翻车渴乌，施於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案：渴乌当即今所谓虹吸。
魏志杜夔传注：「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居京都，城内有坡可为囿，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异也。：．…」
案：翻车自非马钧所创，惟毕岚但作之以洒道路，钧则应用之以灌园囿，较毕岚更进一步矣。度必更有人应用之以溉田者，惟恐尚不甚通行可。
三国时稻田每亩之收获量，亦颇足言。南部之田，有亩收粟约五六斛者，
吴志钟离牧传：「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馀亩。临熟，县民有认识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民战惧，率妻子耆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
案：以六十斛米推计，共约收一百二十斛粟，平均每亩约收粟五六斛。
有亩收十五斛或三十斛者，
华阳国志卷三：「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
其在北部，亩收十斛者即为良田，
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
而通肥硗之率，亩约收三斛，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人，令亩收三斗，斛取一斛，未为甚多。」（饶当为硗之譌。）
有亩收十馀斛或数十斛者，
晋书傅玄传载玄疏有云：「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馀斛，水田收数十斛。」
区种之地，亩可收至百馀斛，则每亩收获量之最丰者也，惟区种并非常法耳。
嵇康养生论：「：…．不知区种可百馀斛，田种一也，至於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
三国初期，北部受乱事影响，田多荒废，兴垦者多仅上田，放收获量较丰，厥後务广顷亩，田遂有所收不足偿种者矣。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注：「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
晋书傅玄传载玄疏有云：「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
自犁耕发明，牛遂成为农业之原动力。三国时北部殊感耕牛不足之恐慌，盖初期饥荒之际，人且相食，牛自不能幸免，又战争频繁，需牛转运，牛之任重致远者多，曳犁事田者自少也。故卫觊建议官市犁牛以给民之归关中者，
魏志卫觊传：「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
杜畿之为河东太守，课民畜牸牛车马，
魏志杜畿传：「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走，少减耗，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由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劝农，家家丰实。」（郭璞尔雅注牝马为草马。）
颜斐之为京兆太守，课民畜猪狗以买牛，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颜斐……黄初初转为黄门侍郎，复为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後，民人多不专於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
至晋初，充豫之业水田者，尚多无牛犊，而其时种牛每头之价，竟约值谷二百斛焉。
晋书食货志载杜预咸宁三年疏有云：「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兖豫）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後，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宝，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父数年後之益也。」
案：校注谓「头责三百斛当作二百斛」，是也。
以余揣之，北部因耕牛不足，对旧传之犁耕方式，应有变更。据汉书食贷志，赵过之耕法系用耦犁，二牛曳之，在牛少之时，农人得一牛已不易，安能必具二牛，当遂废耦犁不用，但以一牛曳一犁，而在南部则似仍用耦犁二牛之法，故孙权报陆逊之语，谓以八牛为四耦焉。
吴志孙权传：「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
三国时南部之果园业，似较前发达，甘橘千株，岁得绢数千匹，利亦可谓厚矣。
吴志孙休传入安元年注引襄阳记谓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馀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其宅址枯树犹存。」
案：太史公但云江陵千树橘，今则种橘之利及於武陵之龙阳矣。
三国时魏之刺史郡守多有具振兴农业之功绩者，
魏志卷十五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传评曰：「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於外，非若故时司察之而已。太祖创基，迄终魏业，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
魏志卷十六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传评白：「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廪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
案：前举十一人，除司马朗张既温恢仓慈外，其馀诸人振兴农业之功绩，皆见其本传。任峻虽未为太守，其典农中郎将之职实略同太守也。
刘馥诸人事迹多已略见於前，兹更学徐邈之事以示良吏与农业之关系云尔。
魏志徐邈传：「明帝……以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五、货币与物价
三国时钱法至为紊乱。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钱品恶劣，致物价踊贵，钱货不行，是为钱法破坏之始。
後汉书孝献帝纪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
魏志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外线，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後钱货不行。」
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二引三辅故事：「董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兹摹於後以资参考。又袁宏後汉纪曰：「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虡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轮廓，不可把持，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愚谓更铸五铢下应脱「为小」二字；钱下应脱「无」字。

及曹操为相，乃罢小钱还用五铢，惟少所增铸，仍不足以济当时之用。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後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蜀值百钱十二。面文为值百五铢四字者七，内背无文者二，背好上有二字者一，背好下有二字者一，背好上有 字音一，背好右有 者一，背好左有 字者一。面文为直百二字者五，内背无文者三，（有一枚面文直字在左百字在右。）背好上有 左有 者一，背文为五铢二字者一。兹择摹数图於前。蜀诸值百钱大小文字既不一致，自非一时铸成，亦不必尽为官铸。刘备最初所铸者当系直百五铢，值百五铢意犹谓直五铢钱一百，非谓直百钱而重五铢。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余意初铸当百践，其钱自应较五铢为重，不得反轻於五铢，正犹当十铜元虽不抵制钱十枚之重，至少应略重於制钱一枚也。行之既久，续铸者乃更小更轻耳，正犹民国来四川初所行当百铜元，大若银元，质甚重，後所行新一百，大小轻重，仅略等於当十铜元也。通典及洪志均以刘备建安十九年所铸直百钱为文曰直百、径七分、重四铢者，是不必然。径七分重四铢之值百钱，盖後铸者耳。备最初所铸者，应为经约一寸一分、重约八铢、文曰直百五铢（不当读为五铢直百）者也。
曹操既复五铢，疑後更废之，故曹丕又复五铢，
魏志文帝纪：「春三月，……初复五铢钱。」
丕旋以谷贵复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春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曹叡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间有所改创云。
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增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吴之恶货币殊足惊人。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
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
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
李宝全三国志平议曰：「吕懿疑据实取者，盖当时有当五百及实钱之别。」
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譌）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
案：古泉汇有吴当五百大钱图，兹摩於後以供参考。

赤乌元年复铸当千大钱，较蜀之当百钱尤为名不副实，
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通典企货典：「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吴当千大钱四，面文均为大泉当千，背均无文，大小不等。兹摹其最大者及最小者於後以供参考，最小者或系私铸也。泉布统志卷三图有吴当千大钱二，大小不等，孟麟谓小者疑孙皓铸，非是。

至赤乌九年，孙权以民多不以大钱为便，乃下诏罢之云。
吴志孙1权传赤乌九年江引江表传：「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吴铸大钱至晋元帝时尚多被通用，惟其值远低於面文矣。
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
案：大者当指当千钱，中者当指当五百线。通典食货典「孙氏」下多「赤乌」二字，当系杜佑臆加。晋元帝时所用孙氏旧钱，应不仅赤乌所铸，即嘉禾所铸当五百钱，当亦通用也。
蜀自刘备於建安十九年始铸直百钱，续铸之直百钱甚多，其面文为直百五铢、背好右有为字者，当系犍为郡所铸，知蜀之铸钱不限在一地也。
注：参看前引蜀志刘巴传注後案语。
蜀又铸有传形五铢钱，则与直百钱并行者也。
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
古泉汇利集卷五：「传形五铢，顾烜董遹两钱谱俱言蜀汉铸。」
案：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於次以供参考。

三国时金属货币似不甚通行，而非金属货币则反甚通用。非金属货币如丝织物、谷物、食盐之类，皆其甚著者也。
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文帝在东宫，当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
案：贷绢百匹，非欲悉以制衣，盖欲以绢市易他物耳。
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资下，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有绢相字。
案：汝南人以绢数千匹遗田豫，与馈以金钱固无殊也。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案：千匹五百匹，谓绢也。
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案：绢安足为道路粮，质锡威组一匹，盖备其割截以易日食耳。
全三国文卷四十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绢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案：侯爵及杂缯千匹，正犹所谓金千金邑万户矣。
吴志全琮传：「柔（珠父）当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珠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吴志朱桓传：「赤乌元年卒，…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丝织物中之绢，盖几取钱之地位而代之。故如人口价之变动，橘树之收益，均以绢匹计，
注：参看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别传记人口价由十六匹涨至六十匹。又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记谓李衡估计橘树之利，每株岁可收绢一匹。
又如石崇奴券乃模拟王褒僮约之作，而其记奴价则与僮约有钱绢之异，
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买万五千。」
全晋文卷三十三石崇奴券：「余元康之际出在荣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粗。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嘵嘵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馀，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组百匹。」
是至晋惠帝时，钱虽有神之称，绢尚不失为重要之货币也。
案：据魏志文帝纪明帝纪及晋书食货志，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魏明帝太和元年更立五铢钱。实则在黄初二年前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已取得货币之资格，在太和元年後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并未失去其货币资格。魏志晋书所记不过官样文章耳。又解帛等之具货币功用，不仅限於魏之领域。
三国时金属货币之不甚通行，盖有二因：一由初期大乱中产业停滞，金属货币大失其交换效用，一般人有贱金钱贵实物之心理，而谷帛之属亦遂取得货币资格，
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彼天下兵乱，加以饥殣，百姓皆宝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日，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宝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
一则由恶钱之滥铸，如董卓小钱、蜀吴大钱之类，使钱币本身之价值低落故也。三国时之物价，殊鲜见於纪载，兹略举於次以见一班云尔。
魏志董卓传：「更铸为小钱，……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袁宏後汉纪卷二十六谓谷一斛至数百万，误。）
後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毅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耜，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瓒）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後汉书刘虞传谓幽部民悦年丰，谷石一千，当系溢美之辞。）
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冬十月，太祖至东阿，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
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谓嘏「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被买卖之人口与物无殊）
水经颖水注：「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馀万。」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
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五载晋令日：「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魏时麻价当与此相差无几。）

六、交通与都市
交通之要件有三：一曰交通通路，二曰交通工具，三曰交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