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平均思想研究综述（杨华星）

　　在中国民族心理中，与仁、义、忠、孝等文化观念一样，均平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文化要素之一，是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社会平均思想的研究十分重视，特别是关于农民阶层的平均主义更曾经是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有关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与效益问题成为学术前沿，平均思想重新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对中国传统社会平均思想作简要综述，以期进一步推进相关的研究。

一、中国传统社会平均思想的分类

　　“均”是指物质财富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财富怎样在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才能使其都感到可以接受，从而相安无事，不致因争财夺富而矛盾激化，使社会陷入扰攘不安？这就是“均”的问题（赵靖：《中华文化通志•经济学志》，第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对传统平均思想的研究上，一般学者把其分为统治阶级的平均思想与农民阶级的平均思想，也有少数学者（李振宏：《中国古代均平文化论纲》，《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把平均思想分为社会上层（帝王君相、王公大臣）的平均思想和社会下层（基层官吏与普通百姓）的平均思想。

　　傅允生认为，平均思想实际上是反映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一种财富分配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分配观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等级分配观，另一种是平均主义分配观（《中国传统分配观的历史考察》，《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历史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李世宇认为，就思想范畴上来说，农民阶层的平均思想是民主主义思想，而地主阶级的平均思想属于补天的改良思想（《“均贫富”与封建政治经济结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叶坦认为，“均贫富”属于分配领域中平均财富的一种思想，可分为统治阶级的均贫富思想和农民阶级的均贫富，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统治阶级为保障政权赖以生存的赋税和兵源，要求财富的分配应当中道；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是要求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均贫富”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唐凯华、陈科华认为，孔子的“均无贫”是强调“齐之以礼”以消除“绝对贫困”，“和无寡”是强调“道之以德”来消除“相对贫困”，孔子的着眼点不仅有制度经济伦理学的考量，而且还把主体道德修养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联，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上是十分独特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第100、10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白钢认为，平均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传统社会的平均思想中以孔夫子最具有代表性，影响也最深远（《“不患贫而患不均”与平均主义》，《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第23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明光认为孔子所呼吁的“均无贫”不是提倡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主张国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调节社会中财富分配不均的现实，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他们的身份地位相一致，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平均，是一种等级分配思想。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有绝对平均主义与相对平均主义两种表现形式，这在实质上是有所区别的，也代表着平均主义发展的两种方向（《“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从孔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振宏《中国古代均平文化论纲》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平均观念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思想领域，是各种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伦理思想乃至经济思想的重要文化支点。均平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均衡。中国古代的平均观念分为两个层次，作为一种极其普通的文化素质，沉淀到社会成员的心理层次，上至帝王君相、王公大臣，下到基层官吏，都怀有极其深厚的均平情结。杨华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提出的平均思想有两种内容：社会上层所说的“均”是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分配思想，这种思想观点的实质就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在保护富人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广大下层社会民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保持其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即分配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相适应。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财富占有的不均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要求社会财富分配要平均，而这种平均是一种绝对的平均，是以社会的公平为核心进行分配的（《“富”与“均”：中国传统社会分配思想中的两难问题》，《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钟祥才认为，中国传统的分配思想并非笼统地主张平等，除了农民

　　起义军的战斗纲领外，其他思想家提出的“平”或“均”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其中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要让物质财富按照人们的社会地位来进行分配，这个思路随后由荀况作出理论的表述。唐代的白居易也主张“均贫富”，但他对此的定义是“贵贱区别，贫富适宜”。如果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应该说封建时期分配思想的主流是根据政治权势有等级差别地去占有财富（《中国收入分配思想史》，第30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赵靖认为，从均的客观对象来说，传统经济思想所谈的均主要有财富、收入、土地等方面，而均的主观对象则为贵族官僚、豪绅庄主、富商巨贾等（《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第123、124、1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中国传统社会平均思想的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有哪些内容，这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的贫富不均，所以它只限于在经济上平均财富；有的学者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既包含经济上的平均财富，也含有政治上的平等；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平均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在经济上的平均与政治上的平等，后期已达到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甚至消灭封建制度的乌托邦幻想的最高形式了。

　　胡如雷认为，以北宋为路标，可以把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大致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到五代十国，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主要把斗争指向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北宋以后的农民起义尽管也反对封建国家的政治压迫，但却把打击地主经济的斗争口号公开写在自己斗争旗帜上，以此显示不同于前期的时代特点。这说明宋代的农民起义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主要表现在自己的斗争口号“等贵贱，均贫富”，农民阶层第一次力争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把建立平均主义理想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且宋代的农民起义爆发极为频繁，在宋代立国之初即有大型的农民起义爆发，这在前代是没有的。对于元代农民军提出的“摧富益贫”的口号，明末农民起义提出“均田”的口号，都是宋代农民起义经济纲领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宋代农民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对前一段农民斗争总结，并开启了后一代新型农民斗争纲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387、389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丁柏传认为，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明确地第一次提出并实践其平均思想，反对当时的贫富不均。在它之前，农民起义主要反对人身压迫和沉重的赋役，唐末农民起义以后，中国的农民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是从争取政治上的平等到争取经济上的平均，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启了宋代农民起义的新时代（《试论黄巢的均平思想》，《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董楚平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大致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均分封建国家和部分地主的财富为已有，即劫富济贫；二是公有、公产，农民的平均主义的根本特色是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江地、洪家义、陈梧桐等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等贵贱和均贫富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封建的压迫与剥削；一是要求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也就是反对政治上的贵贱不等和经济上的不均（江地《有关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汇报》1964年7月23日；洪家义《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陈梧桐《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李桂海认为，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平均义口号侧重于反对封建主义政治上的压迫，反对人身依附，反对徭役，表现为一种追求政治平等的思想；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政治强制的松弛和经济剥削的加强，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口号侧重在诸如土地问题、赋役问题等经济方面，表现为一种经济上的平均（《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不是反封建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辑）。田昌五则认为，平均主义不能概括农民思想的全部，农民阶级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义，它就是以政治上平等和财产上平均为主的农民民主主义（《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学术界大都认为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产物，是个体农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反映，但对平均主义思想形成的根源和条件，看法则有些不同。洪家义认为，地主阶级的平均思想是维持封建制度的，这样的平均和均田与农民阶级的平均和均田是不相同的，因为农民阶级的平均要求扫除剥削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问题》）。王界云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源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借用非正统的学说；第二，借助于原始宗教或天命神学，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主要形式；第三，借用地主阶级的思想资料（《论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徐祖根认为，农民从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地位出发，渴望平均主义；从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出发，又向往富贵尊荣，不可能提出绝对的平均主义的要求，农民战争直到唐末才明确提出平均的口号，那是因为唐初均田制在农民的脑海中留下过一个较好印象的缘故（《试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杨奋泽、孙晓春认为，平均主义思想是春秋时期形成的，这种思想产生的前提是以土地平均占有为基础的公社制度的存在。中国古代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定期分配土地的公社制度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生，又是先秦思想家对于社会现实深刻认识的结果，平均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小农的愿望，迎合了小农获得土地和谋求经济稳定的心理（《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再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林衍经认为，平均主义是在唐中叶以后才出现和成熟的，租庸调制被两税法所取代，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处境越来越恶化，到了唐代后期，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悬殊也越来越大。农民从切身的经历体会到，人身的奴役绳索虽然松了，更残酷的经济剥削却使他们仍然处于贫苦无告的处境，均产、均分便成为他们的迫切要求，在上述诸种历史条件的全力作用之下，唐末农民起义才提出平均主义之口号（《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撮论》，《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董楚平认为，旧式的农民战争，发生于资产阶级民主尚未出现的封建时代，封建的生产方式需要人们的依附，不仅劳动者要依附于剥削者，在剥削者内部也需要人格隶属的等级结构，这就使特权主义成为一种天理当然。农民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能是封建特权的天然拥护者，如果平均主义反映了农民空幻的革命愿望，那么，平均主义相联系的封建特权主义反映了现实的影子。这两个貌似水火的东西之间的不解之缘，说明平均主义尽管是空想的，但仍然脱不了它所产生的生活泥土（《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

三、对中国传统社会平均思想的评价

　　傅允生认为，由于农民阶层自身的局限以及平均主义固有的缺陷，它不可能在全社会得到认同，即便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不能贯彻到底，它最终也只能流于空想，成为小农的乌托邦。平均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否定与抗议，而不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成果（《中国传统分配观的历史考察》、《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历史影响》。李世宇认为，自北宋以来，农民阶级“均贫富”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均济贫弱”的改良思想与政策（《“均贫富”与封建政治经济结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叶坦认为，“均贫富”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范畴，它不同于只顾增加政府税收的狭义富国论，也与强调富民为基础的思想相异，属于分配领域中平均财富的一种思想，国家采取有适度的等级分配方式，可以达到贵者守业，贱者养生，贫富有差的目的，各阶层在政治上的等级和在经济上的等级分配得以维系，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秦统一后，随着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进一步分化并形成了富家大姓对国家赋税的威胁。为了稳固统治和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国家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限制地主势力的膨胀，即均田、均税政策的广泛使用，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体现了一种平均思想，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有力保证（《“均贫富”思想的历史演变》）。宋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均贫富是为了调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使封建制度得以长存。封建社会前期这一思想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与巩固封建统治，恢复与发展社会生产起到过进步作用，对劳动者生产与生活资料的获得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则阻碍了社会的演进，抑制了资本的积累和自由劳动力的形成，维护了自然经济的结构。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则反映了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剥削，要求平等的愿望和理想，尤其是宋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不仅包括了传统农民对财富平均的向往，还含有小工商者反抗专制垄断的要求与愿望，作为反统治阶级的思想无疑应该得到肯定，但是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完成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任务，不可能真正地削除贫富分化，建立起理想的社会（《“均贫和寡”与“依礼而分”——我国古代社会传统分配思想剖析》）。邵雍认为农民平均主义中反对剥削的愿望是空想，但其中反对地主所有制，争取土地的要求却并不是空想，农民的空想是消极的，但其发展小农经济的要求却是积极的，并由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有经济学上的正确性。农民起义为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就为封建经济的发展所立下的这一历史功绩，正是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成果，正是农民平均主义中最低层次目标的实现。农民的平均主义的思想体系本身也还有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是它的空想性，在旧式的农民战争中，当平均主义维护小农经济发展这一部分合理性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时，其不合理的部分也相应的发展起来，从而危害农民的事业，所以无论农民主观上如何强烈地希望挣脱封建束缚并为此作了殊死搏斗，但是事实上却不可能成功（《平均主义问题之我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李振宏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均平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政治平均、社会平均、经济平均、均平之德等几个最基本的方面。均平的思想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均衡。这种文化还被赋予了天地之德的自然属性，是人对自然德性的效法，因此有着天经地义的正当性（《中国古代均平文化论纲》）。杨奋泽、孙晓春认为，平均主义思想具有可以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又能为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所接受的两重性，这成其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只有当农民军队与资产阶级革命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个体小农之间的平均式平等才真正具有反封建的作用。中国古代农民运动中的平均口号无法改变平均主义的封建性质。农民阶级在接受平均主义口号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封建主义。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虽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打击了地方的豪强地主，使农民无田可耕的情况得到了缓解，但却都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其原因正在于此（《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再认识》）。漆侠认为，“等贵贱，均贫富”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小农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它只能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但是通过农民战争的实践，平均主义对历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减轻了封建束缚，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平均主义的实践使封建制度削弱，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统治阶层被迫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以缓和当地的社会矛盾，即所谓的让步政策，当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等贵贱、均贫富”》，《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白钢认为，孔老夫子“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主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思想界，曾产生过莫大的影响。历代的一些地主阶级开明的政治家所提出的“均田”“均赋”主张，与孔老夫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就是宋代以后，起义农民每每作为战斗纲领的“均贫富”、“均田免粮”，恐怕也与孔子的这句话不无历史联系。但是二者的实质则是相同的，即平均主义（《“不患贫而患不均”与平均主义》）。陈明光与白钢对孔子平均思想的定位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白钢强调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历史影响，指出孔子的这种平均思想与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思想有着某种联系，这是对的。但是他把农民的平均主义与孔子的均平思想等同起来，说他们实质上相同的，这可能值得商榷。陈明光认为，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有绝对平均主义与相对平均主义两种表现形式。这在实质上是有所区别的，也代表着平均主义发展的两种方向。因此，他们的作用、影响以及历史评价也是大不相同的（《“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从孑L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

　　陈守实、李桂海认为，等量劳动的相互交换是平均主义的最基本出发点。平均主义的实质是抽掉了社会经济基础中的对抗关系即剥削关系与被剥削关系，企图在表面上做抽象的调剂，如果实践中贯彻平均主义，当生产力还未达到应有高度时，必定竭力恢复到已经过时的或者原始的生产方式上去。因此，平均主义是复古主义的表现，它把现实世界的梦幻寄托在古代。农民运动中的均产、均田思想，其基本点就在这里（陈守实：《中国农民战争史散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李桂海：《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江淮论坛》1980年第3期）。董楚平认为，平均主义在农民起义的起始阶段，对革命来说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可能持久，它只能兴奋一时，而不能持续到最后；朱元璋为什么能成功地当上皇帝？因这他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搞平均主义，攻占南京后搞封建主义，这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评价农民革命领袖，不能以平均主义口号为最高的标准，而应该以实践的后果；从平均主义到封建主义，从农民政权到封建政权，是一切成功的农民革命的必然要经历的两个阶段，从前一阶段进入后一阶段，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走弯路，而是前进；平均主义只反映劳动人民追求平等的愿望，却不能真正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封建制度虽然是一种剥削制度，不代表农民的利益，但比小生产者的幻想要优越（《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林衍经与董楚平的观点正相反，他对农民的平均主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对摧毁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都直到了积极的、革命性的作用。在封建社会中，平均主义在农民起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是鼓励起义农民向封建堡垒冲锋陷阵或整个推翻封建王朝的重大思想武器。要对他们进行评价时，也会自然地论及他们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战争中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思想经常起到积极的主要作用，消极作用是不明显、微不足道的（《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撮论》，《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091）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