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的传说——《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第二章第三节（游修龄）

第二章　中国农业起源的神话和传说

第三节　后稷的传说

　　后稷和夏禹是中国上古文献中最先出现的两个传说人物。据《诗经·鲁颂·閟宫》的说法，后稷之“奄有下土，”是“缵禹之绪”，即“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谷。”意指后稷是继承禹治理洪水造成的灾难以后，接下来领导农业生产 [1]。在甲骨文中的“司”字，是人张开大口，指发号司令的人。“司”是人在右旁，也可放在左旁，便是“后”字，所以“司”和“后”最初是同一个字的两种写法（以后词义增加，才分为两个字）。后稷也好，司稷也好，都是指领导农业生产的领袖人物，这个人的名字称稷。

　　顾颉刚认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们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而并没有更远的各族共同公认的始祖。”[2]至于更早的炎帝、黄帝、尧、舜、神农和伏羲等古史传说人物，则至春秋特别是战国以后的古籍中才出现。

　　西周时民间流传的后稷，《诗·大雅·生民》有这样的介绍：“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其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其声载路。…”《诗经》这段话较难理解，《史记·周本纪》有很通晓的阐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通嫄）。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帝收养长之，因名曰弃。”与《史记》类似的记述，在《列女传》卷一、《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论衡·吉验篇》、《路史·余论四》等中皆有之，不俱引。

　　至今在山西闻喜一带仍保留着与《评理经》中这一段关于后稷的记载相类似的故事，并添加了一些无关的内容，如姜原是坐着骡子出走的，那是个大雪天，所以容易有脚印。……姜原产子后，天刮起了三天三夜的大风，姜原死在大风之下的土堆里，即是姜娘娘的坟（以后为庙），大风带来的大量黄土，堆积成一座山，离闻喜县姜娘娘庙不远，就叫稷山。稷王高高地在山上，可姜娘娘只好躺在他的脚下。

　　后稷这个传说反映了母系氏族时期儿子知母不知父的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姜嫄一例，中国的姓氏起源，都类似。《白虎通·姓名篇》说：“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好）氏，祖以玄鸟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这可说是母系氏族残余的最好证明。后稷的母亲姓姜，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婚姻已发展到禁止族内婚的阶段，姜氏的女子必须与另一个图腾氏族的男子婚配，才是合法的。《晋书·苻健载记》：“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梦大罴而孕之。”羌和姜在甲骨文中是同一个字，都是羊图腾。见下图1及2。羌氏梦大罴（黄熊）而孕苻健和姜氏履熊迹而孕后稷是相似的，说明羌人这种信仰到晋时依然如故。西北高原的诸部落，多以动物为图腾，传说黄帝率六兽（熊、貔、罴、貅、貙、虎）之师讨伐炎帝，指以熊图腾为首的黄帝，率领其他五个图腾首领一起讨伐炎帝。

　　周人姓姬，黄帝也姓姬，《国语·周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是姬姓之祖。《史记·五帝本纪》说“故黄帝为有熊氏。”由此可见，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子，即踩熊迹而生子。姬字在甲骨文中如下图之3及4，女边（图2-3）即熊的脚印。

　　周人对于自己的熊图腾不称熊，而称“大人”，是因避讳之故。一切氏族人对于他们崇拜的图腾都有种种忌讳，其影响所及，直至有史以后，依然如故，譬如对帝王、祖宗、父母亲都不可直称。民间还有许多风俗，也充满了忌讳，可谓源远流长。有趣的是，加拿大Ottawa印第安人的熊族，也不称自己为熊，而称“大脚”[3]，这与《诗经》之称“大人”不媒而合，反映了避讳是一种共性风俗。在语音方面，孙作云指出，姬字从上图5，迹字从“亦”，二者为双声，也可证明姬之得姓本乎足迹，在字音上亦可通。[4]

　　《诗经·大雅·生民》又说“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菽，荏菽斾斾，禾役遂遂，麻麦蒙蒙，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褏，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麇维芑。恒之维秬秠、是获是亩。恒之麋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诞我祀如可。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蒸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具香始升，上帝居歆。……”这段话的开头是说后稷还是小孩时，就知道自食其力，知道怎样除草，怎样种植大豆、大麻、大小麦、甜瓜等作物，而且所种的作物都是籽实饱满、硕大的好品种。接着叙说怎样收获、脱粒、加工成熟食品，把它们放在祭祀用的豆器里，尊祖配天，香喷喷的熟食，很快连上帝也高兴享受了。这段话的内容反映了西周时的农作物结构，从种到收的技术，直到祭祀祖先上帝为止。联系上面从后稷的母亲生下后稷开始，这一章完整地把周族的农业起源、农业结构和操作技术内容，以歌颂的诗句，非常简洁而又生动地描述出来。是一份极其可贵的农业史文献。

　　在《诗·鲁颂·閟宫》中也有一段歌颂后稷的话：“…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僇，稙穉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向之绪。…”应该注意的是，这一章的作物中，多了一样水稻。又，在《周颂·丰年》中亦提到“丰年多黍多稌”，这“稌”即稻的异称，也是糯稻的专称。这里用“多黍多稌”是与下文“为酒为礼，蒸畀祖妣，以洽百礼”相连的，指的当是糯稻，黍和糯都是酿酒的原料，即为了祭祀而种植的。《周颂》其他地方讲后稷的贡献，都只提“黍稷”和“来牟（麦）”，没有提到稻。这是为什么？

　　这得从《诗经》的时代背景说起。《诗经》跨越的年代约500年（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最早的一篇是《豳风·破斧》，讲的是周公东征之事（前1114年）；最晚的一篇是《陈风·株林》，讲的是陈灵公和夏姬的关系，见于《左传》宣公九年和十年（约前600或599年）时的事。《国风》系按地域分篇，共18处。《大雅》、《小雅》是西周王畿之诗，在今陕西中部，《鲁颂》是今山东鲁国的作品。由此可知，随着时间推延，诗的内容自然也会按农业的发展有所补充。在早期的西北地区，种植的主要是黍和稷（粟），但到后来也开始种植水稻了，自然会在歌颂中添加上去，这是变化的一面。另有不变的一面，就是对先祖后稷的歌颂，则是始终以黍稷为歌颂的内容。因为这是远祖的传说，世代相传，是不可随便更改的。

　　研究《诗经》和周代历史的学者，包括过去和现代的，都注意到，《史记·周本纪》所列出的周代十五世次是有问题的，《史记》的十五世次是：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公亶父→王季→文王。”

　　这个世次的问题出在后稷之前和后稷与不窋之间。分述如下：

　　1．姜嫄和后稷之间的矛盾  母系氏族社会距今约10万年，与考古上的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初期及中期相当。父系氏族社会相当于新石器后期，去今约5 000年。原始农业发生于距今约10 000年，所以原始农业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母系氏族时期里渡过。周人的传说，他们最早的女祖（始妣）是姜嫄，这与农业起源相符，是正确的。最早的男祖是后稷。后稷是父系始祖第一人，从此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后稷和姜嫄之间，理应有很长的时间距离，现在把两者缩短成母子关系，则姜嫄就不是周族的最早始妣，后稷的母亲解决了，却难以找回那失去的一大段母系社会时间。

　　2．后稷和不窋之间的矛盾  《史记·索隐》云：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又，《国语·周语》祭公谋父曰：“及夏之衰也，弃稷（农官）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孙作云从另一方面指出，夏衰在孔甲之世，去夏禹时代约三、四百年，假若后稷是夏禹时代的人，不窋又是其子，焉有父子两代共占三四百年之久！可见被遗漏的世次是在后稷以后、不窋之前。上述两个矛盾的差距合并起来考虑，《史记》的世次应修改为：

　　“姜嫄……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公亶父→王季→文王。”

　　这一图解中，姜嫄是以羊为图腾的母系氏族传说中的始祖，其时代当甚早；后稷是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最后一代儿子，也是男系早最的始祖。这母系始祖和父系始祖，应该经历了一段模糊的时期，要在绝对的时间坐标上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是很困难的。父系血缘传说的第一个人就是后稷，从他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传子经历了若干模糊的世代之后，才有文字记载的不窋，不窋以后，便从传说转入信史了。

　　我们从文献中看到另一条与后稷有关的记载。《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这条记述中牵涉两个重要的字：“柱”和“稷”。先看“柱”，木柱或木棒都可称柱，木柱供建筑用，木棒则作工具用。从上文“柱”“能殖百谷百蔬”看，“柱”当指木棒。原始农业在火烧地上用点种棒开穴播种，“柱”可以理解为点种棒。点种棒又来自狩猎时使用的投枪，原始农业需要开穴播种时，当然不必专门创制点种之棒，这投枪就是现成的点种工具。如果“柱”是点种棒，“烈山氏”则应理解为放火烧山——这是原始农业播种前的必要作业，是火猎与火种的结合。那么，上引《国语·鲁语》的传说就是原始刀耕火种的拟人化。

　　再说“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与上引《国语·鲁语》的记载正可相互参照。这里的稷，是人们祭祀的谷神，《汉书·郊祀志》说：“稷者，五谷之主。”据《国语》和《左传》的说法，“柱”是夏以前被供奉的农神，“周弃”是夏以后被供奉的农神，两者有继承关系。其实，“柱”和“弃”更可能是各有渊源的不同原始族群的农神，未必是继承关系，但从烈山氏传说所反映的农作方式的原始性看，说“柱”这位农神比“弃”这位农神更古老，也并非毫无根据的。后稷和谷神之稷的关系，是古代人神不分时期的正常现象，说是神的人化或人的神化都可以，《诗经·周颂·思文》赞美“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粒）我烝民，莫非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便是如此。凡是传说中某个氏族的远祖，都不例外。

　　顾颉刚认为“后稷本是周民族的耕稼之神，拉做他们的始祖，而未必真是创始耕稼的古王，也未必真是周民族的始祖”[5]。说后稷是周族的耕稼之神是对的，但说周族把耕稼之神拉作自己的始祖，则恐未妥。因为正如以上所说，古代人神可以不分，周弃极大地推动了周族耕稼的发展，所以从人（古王）变成神，二者并不矛盾。当然这个人或古王不能理解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些世代相承的耕稼领导者，经揉合和神化以后，浓缩成的一个神或人。

　　最后，如把后稷与神农作一个对比，倒是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后稷是中国文献中西周族的第一位农神，在古文献把出现较早，在《诗经·周颂》中即有记述。《史记·周本纪》称：“后稷兴于陶唐虞夏之间”。《尚书·尧典》更称：“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稷和禹都同官于舜。神农则迟至战国时才从文献中出现。孟子（约前372～289年）最先提到 “后稷教民稼穑”（《孟子·滕文公上》），）。神农则迟至战国时才从文献中出现。至西汉《淮南子·脩务训》才明确提到“神农乃始教既播种五谷”。以后王充《论衡·商虫篇》才提到“神农教民稼穑”。按说后稷应是中国第一位较早的农神，但神农却是后来居上，成了全国性的最早农神，留传至今，而且远播国外。早期国内外的一般文献中，凡是提及中国文化之悠久，说有五千年农耕历史的，必举神农为证。神农经过不同时期的系统化，并和炎帝甚至蚩尤、祝融相合，后稷则一直靠边站了。这一现象应怎样解释呢？钟宗宪指出，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厉山氏（或烈山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炎帝是传说中的太阳神，通过烈山氏，在汉以后遂把炎帝和神农合而为一。[6]徐旭生指出，春秋时代的传说里并没有见到神农，虽然有炎帝，却与播种百谷无关，另外却传出一个烈山氏来。[7]上引《国语·鲁语》的文字是明确指出周弃与把烈山氏作为周弃的承继关系先祖的，战国时的人则把烈山氏与后稷割断，却同炎帝接上关系，又因炎帝即神农氏而把炎帝、神农、烈山氏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比黄帝更早的古皇帝。上引“烈山氏→柱→周弃”世代为稷（农神）的传说从而被抛在一边，神农一旦树立，后稷就瞠乎其后了。

　　这样一来，如按战国后的文献综述，是神农较后稷为早，如按先秦文献，则后稷出现较神农为早；如按两位农神所教导的农业内容来看，后稷较简单，只限于旱地的黍粟，神农则全面，除却五谷，还兼及制陶、医药、茶、音乐等，显然应当是越简单的时代越早。又，更重要的是，如从考古的角度看，凡是传说的内容可以从考古获得印证的，当然可信度高，不能从考古获得印证的，可信度低。周族先祖后稷的发源地在西北今陕甘一带，其母族以羊为图腾，其始祖（始妣）为姜嫄。姜嫄生子后稷被弃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分析已如上述。考古发掘，在西北地区都有大量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黍粟的遗存实物，光是陕西即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华县元君庙等遗址，出土了粟遗存，临潼姜寨出土了黍的遗存。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详见本书第四章）。远古中国在广阔的地域內活动着众多的族群，原来应该相应地存在多种不同的农神和农业起源传说，但在长期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失载了。但其中的某些片断仍然会在民间流传。神农氏就是后人把各种传说和片断揉合在一起，逐步系统化和整齐化，塑造成为华夏-汉族创始农耕和相关一系列发明的统一的农神。有关神农发明农业的传说太完整了，覆盖了南北，覆盖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反证了它是经过历代人的不断添加、创作而成的。正因为神农氏太完整，它无法落实到那一个具体的地区，只能视为中国原始农业发生和发展时代的一种拟人化。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近二十年来发掘了大量新石器遗址，年代都不亚于北方，为什么没有如姜嫄周弃那样的一脉相传的传说呢？原因很复杂，中国的原始文字主生于北方，当甲骨文演变为金文时，南方还没有推及，南方原有的楚和吴越文字则因融合而消失了。文字的消失意味着一系列传说的消失，而口头的传说又因民族不断融合而变样。神农氏传说的内容如此多样化，而且内容亦属合理，是其较迟产生的原因。交通不便的西南僻远处，反而保留了不少有意义的神话，如盘瓠的故事即是其例。

注释：

[1] 朱熹《诗集传》

[2]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载《古史辨》第一册

[3]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19～20页，中华书局，1979

[4]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19～20页，中华书局，1979

[5]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载《古史辨》第一册

[6] 钟宗宪：《炎帝神农信仰》，73～74页，学苑出版社，1994

[7]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六章第一节，科学出版社，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