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的广东古栽培稻品种及其品名的商业利用（刘志华, 向安强, 郑庭义, 陈友订）

　　【内容摘要】根据考古资料，对广东发现的古栽培稻遗存进行综合论述；分析了英徳牛栏洞水稻硅酸体、曲江石峡古栽培稻、封开旧屋后山古栽培稻、龙川坪头岭古栽培稻、高明古椰古栽培稻和高州亚公山古栽培稻的品种属性；归纳了广东古栽培稻分布规律和发展序列，认为其品种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具有倾粳型的趋向。这些珍贵的古栽培稻品种还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其品名的商业利用值得探讨。

　　【关键词】古栽培稻；品种；考古；广东地区；品名；商业价值

　　【基金项目】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委托项目《广东古稻品种鉴评及品名的商业利用研究》

1. 前言

　　中国古栽培稻的相关问题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古栽培稻的起源、分布及其品种属性等方面都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广东位于岭南，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区南部，大部分地区夏长冬短，雨水充沛，日照时间长，终年不见霜雪，是亚洲栽培稻的祖先普通野生稻广泛分布的地区之一，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栽培稻的重要区域。但因缺乏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的考古发现，学术界对广东地区古栽培稻的关注一直不够，普遍将寻求古栽培稻的目光投放到长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但近年来，随着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的新发现，如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发现了约一万年前的水稻硅酸体，使广东地区重新回到古栽培稻研究者的视野之中。特别是广东开封旧屋后山古栽培稻、龙川坪岭头古栽培稻、高明古椰古栽培稻和高州亚公山古栽培稻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与分析，为岭南乃至中国古栽培稻的研究工作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2. 广东地区古栽培稻遗存的时空分布

　　一般认为，广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在粤北出现稻作农业。当时主要有两类经济文化遗存，一是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一是沿海及其附近地带的渔猎经济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珠三角洲地区。[1]前者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并出土与之配备的农具，栽培稻是当时重要的农业作物。后者则比较落后，还没有真正进入原始农业的门槛，生产水平相对较低。但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深入，粤西、粤东和珠三角地区都陆续发现了古栽培稻，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其发展序列日渐明晰，分布规律和传播路线也初见端倪。

　　2.1 粤北地区

　　粤北是迄今为止广东地区发现古栽培稻遗存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属于石峡文化的曲江石峡遗址、曲江马坝泥岭遗址、曲江乌石床板样遗址、翁源坝仔下角垅遗址以及位于北江西岸的英德牛栏洞遗址都出土了与古栽培稻密切相关的考古遗存。

　　2.1.1 英德牛栏洞遗址

　　牛栏洞遗址位于粤北中部的英徳云岭镇东南面约2公里的狮子山南岳，是一座石灰岩孤峰，相对高度约400米。牛栏洞四周是石灰岩地区的蚀余丘陵山地，山下南侧有古道河，流向东南2公里处后注入北江。洞内主要为廊道型发育，但较深处洞顶有落水洞使局部呈裂隙型发育。全洞平面略呈曲尺形，洞内高5—15米，宽2.5—5米，总面积约为400平方米。

　　牛栏洞遗址在1996—1998年间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成果颇丰。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有两类，一是贴附于洞壁的堆积，一是地表以下的堆积，共计出土文化遗物1000多件，其中绝大数是经打击加工的石制品，少量为骨、牙、角、蚌制品和陶器。结合出土遗物的情况，可将遗址文化内涵分为三期，其绝对年代大致是：第一期为距今12000—11000年；第二期为距今11000—10000年；第三期前段为距今10000—9000年，后段为距今90000—80000年。其中，在第二、三期文化层发现了水稻硅酸体，首次将广东地区稻谷遗存的年代推至距今一万年之前。[2]

　　2.1.2 曲江石峡遗址

　　石峡遗址位于粤北曲江县马坝镇西南2.5公里处，是一处丘陵地带的山岗遗址，海拔高度约62米，总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揭露面积接近4000平方米。遗址北面是马坝河，与曹溪等汇合后向西注入北江。石峡遗址前后共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于广东史前考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73—1978年石峡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在遗址3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了4000平方米，分为上、中、下三个时期的文化层。上层的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层和同层墓葬的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下层和同层墓葬的年代则属于距今4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该遗址的中层、下层，以及中下层的墓葬里都发现了古栽培稻遗存，保存情况和形态各有不同。其中，发现于文化层的栽培稻遗存有两种情况，一是保存在灶坑和窖穴内，既有掺在烧土硬块中的稻谷壳和碎稻杆，也有形态完整、数量多达上百粒的炭化稻米；一是在探方中层或下层的烧土硬块中研究者认为，这些掺拌了稻谷壳和稻草秆秣的红烧硬土应为当时的建筑材料。发现于墓葬的栽培稻遗存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墓中保存有谷粒或米粒，绝大部分作为二次墓的随葬品出现；二是在一次葬墓墓地涂抹的一层泥巴中，掺拌进稻谷壳和碎断稻秆秣。[3]

　　1985年石峡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除了在中层发现一件独具特色的陶器残件外，还在下层发现了厚度30—50厘米、年代更为早远的文化层，后被称为“前石峡文化”遗存。该文化层除了出土一批颇具特色的陶器群外，还发现了栽培稻谷壳和炭化稻米。经测定，这文化层年代估计在6000—5500年前。[4]

　　2.1.3 曲江马坝泥岭遗址

　　马坝泥岭遗址位于曲江县马坝狮子岩东北约400米，在石峡遗址北面约1华里处。1961年开辟公路时，在该遗址的火烧堆附近发现了石镞、石锛、三足盘盘身以及一团炭化稻谷和泥的凝块。经鉴定，该稻谷遗存属于人工栽培稻，与现今华南种植的籼稻区别不大，应为籼稻，年代大约在距今4300左右。[5]

　　2.1.4 曲江乌石床板样遗址

　　床板样遗址位于曲江县乌石镇乌石老街山岗。1983年发现了两座墓葬，除了出土的石锛、镞、陶器、石环和大石琮等文化遗存外，还发现了少量据说已有籼粳之分的炭化稻，年代大约距今4300年左右。[6]

　　2.1.5 翁源坝仔下角拢遗址

　　下角拢遗址位于翁源县坝仔镇芙蓉村龙埂山东西坡。1985—1986年进行试掘，划分了上、中、下三个时期的文化层。该遗址的下层与中层与石峡遗址的下层、中层的遗物和年代相当，其中下文化层除了出土石器、陶器外，还发现了红烧土和栽培稻的遗迹。[7]

　　2.2 粤西地区

　　粤西位于广东省的西部，其地形以山区为主，兼有山区小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常年温暖，雨量充足。粤西因其石灰岩地貌，溶洞众多，是早期人类便利的居住之处。除了有古人类的踪迹可寻之外，粤西地区的封开簕竹口遗址、封开苦稔岗遗址、封开旧屋后山遗址以及高州亚公山遗址都出土了古栽培稻遗存。

　　2.2.1 封开簕竹口遗址

　　簕竹口遗址位于封开县封川镇簕竹管理区办事处约百米之处，西江支流贺江东岸的台地上，高出河床约14米，南面有一条小溪与贺江交汇。台地遗址多现于北方地区，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罕见。簕竹口遗址的发现，填补了粤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台地遗址的空白。[8]

　　1995年，簕竹口遗址进行了试掘，揭露面积达6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石料和少量的陶片。底层一共分为9层，由上至下，第1层至第6层为历次洪水冲击层和扰乱层，第7至第9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9]其中，有关研究人员对在遗址第7层发掘出来的陶片进行科学测试，从陶器碎片表面和胎芯中的碳化物中观察到水稻硅酸体。该层的年代大约距今6000—7000年，时间也许还能更往前推。[10]

　　2.2.2 封开苦稔岗遗址

　　苦稔岗遗址位于封开县杏花镇新和村下清水组，东为铺门岗，西与洛伏嘴山岗相对，地面高度约为15米。

　　1980—1983年，该遗址先后收集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遗物，有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磨轮、石锛（钁）、夹砂鼎和大石铲；还有汉代的陶片、砖室、砖和陶瓮。2005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岭南栽培稻起源与分化研究》课题组对封开县杏花河两岸开展古栽培稻遗存的初步调查，在苦稔岗遗址发现了三件与栽培稻有关的遗物，初步判断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这些遗物包括：①陶质器座。该器座用含有大量稻壳的陶土烧制而成，在器物的表面就可以看到许多稻壳印痕，放大观测后，初步认为是短粒型的粳稻。②圆锥状器足。该器物为夹炭陶，外灰内黑，质地坚硬。据观测，陶器足上含有大量的炭化稻谷；其底面的器表亦可见密密麻麻的稻壳印痕。将部分稻壳印痕放大观察，初步认定为短粒型粳稻和长粒型籼稻。③漏斗状器。该器物为夹砂陶，外黑内灰，质地松软。斜视器物内空圆心，可在内壁上可以观察到一、二个稻谷壳印痕。将其打碎，则可在淘胎内找寻到大量的稻谷壳，将部分稻壳印痕放大观察，初步认定为长粒型籼稻。[11][12]

　　2.2.3 封开旧屋后山遗址

　　旧屋后山遗址位于封开县杏花镇新和村，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该遗址出土的遗物比较丰富，主要散布于山岗顶部。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普查时就采集到石器、石斧、石锛、石镞、石凿、石网坠、陶纺轮、夹砂鼎足、夹砂陶片等文化遗物。[13]

　　2003年，封开杏花河的一小段河堤因大雨塌方，位于其河畔的旧屋后山遗址也由此发现了古栽培稻遗存。当时出土的文物大部分是陶器，为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使用过的物品。其中，一个朱色夹砂粗陶的碎片上完整保存着两粒稻壳。从外表观察，应属当时食用谷物，体形略长，头部很尖；此外，还发现了炭化稻米，品种属性均未经测定。[14]2005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岭南栽培稻起源与分化研究》课题组在该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一大片红色烧土硬块，内含大量的古栽培稻遗存。[15]

　　2.2.4 高州亚公山遗址

　　亚公山遗址位于高州城东山美街道办同进村委会的亚公山，2007年因修建铁路而被发掘。根据外观形态初步判断，亚公山遗址应是1500多年前俚人部落的小型城寨。山顶的东部和南部有土堆微微隆起，4000多平方米的山顶周侧被两道深沟环绕，还有一道横穿遗址，连成系统，或为排水，或为防御。遗址发掘出大量的柱栋和袋状坑，其中一个袋状坑坑底堆积了厚达30厘米的炭化稻米。[16]

　　2.3 粤东地区

　　粤东地区的北部多山，中南部为丘陵，南部临海，境内河川溪涧很多，沿海还有许多港湾。粤东地区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浮滨文化”遗存，对探讨该区域内古越先民的文化面貌及其渊源关系极有极大的启示。但该地区所发现的古栽培稻遗存并不多，只有龙川坪头岭遗址和揭阳龙车溪遗址两处。

　　2.3.1 揭阳龙车溪遗址

　　龙车溪遗址位于新亨区龙车溪一处的山岗上，发现一件方格纹硬陶器。该器表有清楚的稻穗印痕，大穗的一穗达23颗。但该遗址的文化属性尚仍不详，其年代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暂时可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17][18]

　　2.3.2 龙川坪头岭遗址

　　坪头岭遗址位于龙川县紫市镇仁里村坪岭头的山坡上，背为群山，前有梯田，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30米，总面积约2450平方米。该遗址为开荒掘墓所发现，试掘3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1.5米，出土了石锛、石刀、石凿、陶纺轮、泥质陶方格纹罐等遗物。坪岭头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炭化稻米，米粒完整且坚实，散布于山头之上。年代暂定为距今4000年左右。 [19] [20]

　　2.4 珠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是西江、北江和东江入海时冲击沉淀而成的一个热带性三角洲。珠三角洲四季不明，三冬无雪，水网良好，河道众多，动植物旺盛繁生。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十分丰富，但古栽培稻遗存却极少发现，迄今为止，仅高明古椰遗址一例。

　　古椰遗址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古椰村鲤鱼岗，东距西江约1.8公里，东北部为南蓬山，西南部为圣堂山，西江支流高明河从遗址南面流过。该遗址在1986年被发现，1996年曾做过考古调查，2006年为配合广明高速公路建筑工程而进行抢救发掘，经过4个月的田野工作，发掘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其中水田区为发掘重点，文化堆积分7层，出土了陶、石、木、古器等人工制品和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其中，6层文化层中发现的20粒完好如新的稻谷尤其引人注目，初步判定为栽培稻，而非野生稻。古椰遗址距今约4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它的发现，弥补了珠三角洲地区早商以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空白。[21]

　　2.5 广东地区古栽培稻遗存的分布规律

　　从古栽培稻遗存出土的数量和分布范围来看，粤北地区最为密集，粤西地区次之，粤东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则只有一、两处散落分布。这与广东地区特殊的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粤北、粤西山地、丘陵较多，适合农作物的种植。故人们更倾向于将以石峡遗址为中心的“石峡文化”遗址定位为农业经济型遗址。而粤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水网交叉，河道密布，则更容易发生和保持渔猎经济。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粤北的牛栏洞遗址出现了广东乃至全国地区年代最早的古栽培稻遗存；此外，石峡遗址出土的古栽培稻遗存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分层明确，连续性较强。粤北地区可以说是研究广东古栽培稻的起源与分化，稻作文化传播与传承的重点地区。粤西地区的古栽培稻遗存主要分布在杏花河两岸，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大胆推测当时杏花河两岸可能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农业种植区。粤东地区的古栽培稻遗存较少，且分布零散，具体情况还有待考古的新进展。而珠三角地区古椰遗址出土的古栽培稻遗存完整如新，在全国范围内亦属鲜见，值得重视。

表一：广东地区古栽培稻遗存一览表

3. 广东地区古栽培稻的品种分析

　　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手段对古栽培稻品种属性进行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后期，才随着植物考古学的兴起和一系列重大古栽培稻遗存的发现，进入学术界。研究方法也从传统的粒型观察到综合利用硅酸体、双峰乳突、稻壳印痕、DNA等手段对古栽培稻进行更为深入探讨。而广东古栽培稻的研究，在21世纪初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3.1 牛栏洞水稻硅酸体

　　1999年，相关研究者分析了英德牛栏洞遗址的31个文化层样品，年代距今8000—12000年。其中，在T5、T9、T10和T11层的7个样本中发现了两种形态的水稻硅酸体，分别为水稻双峰硅酸体和水稻扇型硅酸体。经过研究分析，双峰硅酸体为7粒，扇型硅酸体为17粒，共24粒。[22]具体情况见表二：

表二 英德牛栏洞遗址水稻硅酸体分布图

　　水稻硅酸体的形态受某些特定参数的控制和影响，如双峰硅酸体受双峰间和垭深2个参数的控制；扇形硅酸体的形态受扇柄长、扇叶长、扇柄宽、扇叶宽和扇厚5个参数的控制。测量分析时，需尽量提高精确度。此外，接近地表文化层的水稻硅酸体很有可能会受到现代水稻的干扰，容易造成混淆，最好将之摒除在外。相关研究者为了保证水稻硅酸体形态分析的准确性，只选取了牛栏洞遗址T11层的1粒双峰硅酸体和T10层的4粒扇型硅酸体作深入的分析。综合各种性状，得出的结论为：牛栏洞水稻硅酸体的扇柄长与现代籼稻相似，扇叶长与现代粳稻相似；双峰间距与现代籼稻相似，垭深与现代粳稻相似，属于非籼非粳的类型，在水稻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23]

　　值得注意的是，“非籼非粳”的牛栏洞硅酸体究竟是属于栽培稻还是野生稻还需要进一步的判定，并不能由此而简单地得出广东地区在10000年前就出现了栽培稻的结论。但牛栏洞水稻硅酸体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透露着广东地区很有可能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发生了原始水稻的进化或驯服的信息。与其年代相当，情况相似的还有来自江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仙人洞和吊桶环是两处相邻的洞穴遗址，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内，有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通过提取和分析，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地层均发现了水稻硅酸体，但籼粳属性尚未明确，年代在距今10000年以前。[24]

　　综合其他文化遗物，可以推测，在距今约万年以前，英德牛栏洞遗址的经济活动仍以狩猎、渔猎以及采集为主，原始的稻作农业还在孕育当中。彼时籼粳的属性仍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野生稻与栽培稻的界限亦难以明确划分，但古栽培稻的演化进程已经徐徐拉开序幕。

　　3.2 石峡古栽培稻

　　石峡遗址出土的古栽培稻遗存是广东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稻谷遗存之一。除了发现掺杂在红烧硬土和涂抹在墓底中的稻壳和稻秆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米，籽粒完整，连米胚也可辨认。这些出土的古栽培稻遗存既有充当建筑材料的，也有疑似粮食被保存在窖穴之内。石峡古栽培稻遗存的数量较多，形态各异，用于判别其品种属性的方法和手段也较为丰富。从1973年至今，石峡遗址共历两次发掘，均发现了古栽培稻遗存。经多方探索和研究，学术界已对石峡古栽培稻的品种属性有了较为全面和完整的认识。前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以传统的粒型分析为主，后阶段则以粒型函数判别法和稻壳印痕法为主。

　　3.2.1 石峡古栽培稻的传统粒型分析

　　20世纪70年代，相关的研究人员及研究机构对石峡遗址第一次发掘的古栽培稻遗存进行了系列的品种鉴定，鉴定的标本主要是红烧土块的稻壳印痕和形态较为完整的炭化稻米。粒型观测和长宽比是当时最常用的方法。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对来自T3②灶坑（距今3000—4000年）和T2③柱洞（距今4000—5000年）的两块红烧土标本进行了鉴定：根据印在红烧土块上的稻壳印痕和碎断的谷壳，可以看出谷壳为椭圆形，表面有整齐格子形中的颗粒突起，可区别内颖，并见碎断的稃毛痕迹；粒长约6—7毫米，粒阔约3毫米；未看见完整的护颖、颖尖及芒。[2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还对来自T47③窖穴（距今4000—5000年）的15粒炭化米进行了鉴定。从外观来察看，大部分炭化米的籽粒都非常完整，米粒形状轮廓清楚，表面的纹理和米沟深浅可见，大部分米胚已经脱落，只有个别还见米胚。经过测量和比较，此批标本的米粒形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籽粒较窄，被判定为籼型米粒；另一种籽粒较短，被判定为粳型米粒。[26]具体情况如表三、表四：

表三 石峡遗址T47③窖穴籼型米粒粒型分析（单位：mm）

表四 石峡遗址T47③窖穴粳型米粒粒型分析（单位mm）

　　除了保存在文化层的古栽培稻遗存外，部分发现于墓葬层的古栽培稻遗存也进行了品种鉴别。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以出土于61号墓葬（距今4500年）和80号墓葬（距今4300年）的稻米作为鉴定标本，认为其籽粒较小，基本上是籼稻；有个别粒型稍阔，但仍属籼稻。 广东农林学院（现为华南农业大学）农学系对47号墓葬（距今4300年）的谷壳印痕和42号墓葬（距今4300年）的米粒进行鉴别，虽形状有异，但结果皆为籼稻；并认为，当时的农业耕作技术比较原始，品种纯度较低，导致某些红烧硬土上的谷粒和米粒形状很不一致，疑似不同的品种。[27]

　　从传统粒型分析方法可知：石峡古栽培稻属于人工栽培稻，而且已经分化为籼亚种和粳亚种两种类型。在这个杂合的古栽培稻群体当中，以籼稻为主，而粳稻则有可能为粳糯。

　　3.2.2 石峡古栽培稻的粒型判别函数分析

　　2006年，研究者利用粒型判别函数分析法对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距今4300—4800年）的25粒炭化稻进行品种鉴定。研究者先把25粒炭化稻谷的长、宽、厚三性状测量出来，再加上一定的收缩率将其复原为新鲜稻米，然后以普通野生稻、八十垱古栽培稻、现代籼稻和粳稻为参照系，分析炭化稻的品种属性[28]。25粒石峡遗址炭化稻复原后的性状特征如表五：

表五 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炭化稻谷的特征

　　由表五可知，复原后炭化稻的谷宽和谷厚的平均值偏向于籼稻，谷长的平均值与粳稻较为接近，谷重的平均与八十垱古稻相近，而长宽比的平均值则介乎于籼稻和粳稻之间，表现出一种籼粳中间粒型的特征；若以单粒炭化稻为鉴定对象，则当中有11粒属于籼稻型，14粒属于粳稻型，分别占总体的44%和56%。[29]

　　无论是从群体还是从个体的角度进行考察，石峡遗址的这批炭化稻都被判定为籼粳中间型，它们已经脱离了野生稻的特征，正处于籼、粳两极分化的状态。非籼即粳或籼粳混杂的概念都不足以准确定位石峡古栽培稻的品种属性，这是对石峡古栽培稻认识的一大进步。

　　3.2.3 石峡古栽培稻的双峰乳突印痕分析

　　2007年，研究者从一块来自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距今4300—4800年）104号墓葬的灰红烧土中获取100片稃壳双峰乳突印痕，并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经过浸泡解体和漂洗后，用测微尺测出稃壳双峰乳突印痕的纵距和横距，加上收缩率使其复原为新鲜稃壳，然后用由普通野生稻、现代籼稻和粳稻组成的参照系进行性状特征对比，[30]具体情况如表六：

表六 石峡遗址M104稃壳双峰乳突印痕的特征

　　从表六可以看到，石峡遗址M104稃壳双峰乳突印痕的平均纵距和粳稻比较接近，而平均横距和纵横比则倾向于普通野生稻。这表明该稃壳印痕双峰乳突的演化方向不定，仍然处于与普通野生稻相似的较原始的状态。而逐粒进行测定，则100片稃壳双峰乳突印痕中有38粒与普通野生稻相近，17粒倾向于籼稻型，45粒倾向于粳稻型，表明石峡遗址M104稃壳双峰乳突的演化有倾粳稻型的趋向。但就整体而言，仍处于野、籼、粳杂合的状态。[31]

　　3.2.4 石峡古栽培稻品种的综合分析

　　通过不同的材料和方法来鉴定石峡古栽培稻的品种，最后得出来的结果都有所偏差，无法统一。如传统粒型分析法认为石峡古栽培稻是一个以籼稻为主，粳稻次之的群体。而粒型函数判别法和稃壳印痕分析法则认为石峡古栽培稻是一个主流倾粳的群体。但以上信息，均暗示着石峡古栽培稻已经进一步地脱离野生稻的性状，正处于籼粳杂合的状态。

　　在粤北地区，做了品种判别的古栽培稻遗存只有石峡古栽培稻和牛栏洞水稻硅酸体，两者均为广东地区已知较早的古栽培稻遗存。在品种属性及其分化方向上，石峡古栽培稻都显示出了更为清晰的状态和轨迹。但两者间时代差距较大，在发展延续上存在着很明显的缺环。至今为止，介于距今10000年至5000年之间的古栽培稻遗存，在粤北地区乃至整个广东地区仍寥寥无几，仅见于封开簕竹口遗址。这个缺环应在粤北地区（如“前石峡文化”遗存），还是粤北之外的地区（如封开簕竹口遗址）继续寻找，值得重视。

图一：石峡遗址的炭化稻米

图片来源：张文绪、向安强、邱立诚等：《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

　　3.3 旧屋后山古栽培稻

　　2008年，研究者在封开旧屋后山遗址的一块红烧硬土中解剖出128片水稻印痕，体视镜下印痕的纵、横距整齐有序，可做品种判别之用。此外，还获取了两粒完整的古稻，通过扫描电镜可清楚地观测到稃壳上的双峰乳突，其双峰距、垭深、峰角等性状也可一一测量出来，同样可用于品种鉴定。该红烧硬土是用火焙烧过的墓壁，出土时外层已自动剥离，稻谷、稻壳和稻谷印痕都依附在剥离面之上，距今约4000年。[32]具体情况如表七、表八：

表七 旧屋后山遗址水稻印痕的特征

表八 旧屋后山遗址双峰乳突的特征

　　注：G（X）为双峰乳突判别函数

　　如表七所示，旧屋后山遗址水稻印痕群体的平均纵距倾向于粳稻，平均横距与籼稻接近，纵横比则与普通野生稻相距较近，正处于籼粳属性两极分化的模糊状态。而表八则显示了旧屋后山遗址稃壳双峰乳突的双峰距、峰角度皆偏向于普通野生稻，其判别函数处于籼粳分化的“零”界点附近，表明双峰乳突仍未明确分化，籼粳尚未成型，与表七的结果一致。此外，遗址出土的两粒古栽培稻也进行了粒型观测，平均谷长为8.75mm，比普通野生稻还要长；平均谷宽为2.93mm，与籼稻相近；长宽比为3.00，介乎籼稻与普通栽培稻之间，显示出一种长而大的粒型特征。[33]

　　粤西地区出土的古栽培稻遗存并不少，特别是封开杏花河沿岸，值得重点关注。但在此当中，做了较为详细的品种判别的仅旧屋后山古栽培稻一例。从上述数据看来，虽然旧屋后山古栽培稻比石峡古栽培稻晚1000多年，但其品种属性仍然模糊不清，籼粳分化的进程可能尚未结束。至于旧屋后山古栽培稻是否由北传而来，与石峡古栽培稻之间是否存在传承的关系，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图二：旧屋后山遗址出土的掺杂在红烧土块上的稻谷

　　图片来源：张文绪、向安强、邱立诚等：《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壳印痕研究》

　　3.4 坪头岭古栽培稻

　　龙川坪头岭遗址共有4粒炭化稻米做了品种判别，均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估计距今4000年左右。在体视镜下炭化稻米的粒长、粒宽和粒厚三性状参数都可清楚地观测到，经过新鲜稻谷指标复原后，与普通野生稻、八十垱古稻、现代籼稻和粳稻作比较，[34]具体情况如表九：

表九 龙川坪岭头遗址稻谷的特征

　　从上表看来，坪岭头古栽培稻的平均谷长位于八十垱古稻和粳稻之间，平均谷宽和长宽比与籼稻相近，平均谷厚和谷重则偏向于粳稻。同时，还利用粒型判别函数对4粒复鲜后的稻谷进行品种判别，其中1粒类似普通野生稻，1粒类似籼稻，2粒类似粳稻，4粒群体平均值则倾向于籼稻。表明坪岭头古栽培稻已经较大程度地脱离野生稻的性状特征，与粳稻最为相似，籼稻次之。[35]

　　坪岭头古栽培稻的发现弥补了粤东地区史前栽培稻考古的空白。虽然只有4粒炭化稻米进行了品种判别，很难代表坪岭头古栽培稻的整个群体，但其中透露出来的古栽培稻倾粳型的信息不容忽略。

图三：坪头岭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

　　图片来源：张文绪、向安强、黄跃等：《广东龙川古稻研究》

　　3.5 古椰古栽培稻

　　高明古椰遗址的发掘工作按照岗顶、缓坡、坡脚和水田四个地貌分区进行。其中，位于水田区的文化层保护情况最为良好，20粒完好如新的稻谷正出自此处，距今约4000年。遗址出土的稻谷长期浸泡在水中，犹如处于天然隔氧的环境之下，没有发生炭化，形态完整。外表观察，已经远离野生稻的性状特征，可初步判定为栽培稻。有学者提倡对出土的稻谷进行DNA分析，若成功，就能对其品种属性有更为明确的判定。[36][37]

　　现阶段，我们对古椰古栽培稻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它是与粤东地区同时期的坪岭头古栽培稻一样已有倾粳的趋向，还是仍处于籼粳模糊的状态，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古椰古栽培稻作为珠三角地区首次发现的古栽培稻遗存，意义重大。

　　3.6 亚公山古栽培稻

　　2009年，高州亚公山遗址出土的200粒炭化稻米进行了品种判别。作为判别标本的炭化稻米粘满泥灰，漂洗之后形态完整，颗粒饱满，看起来比现代的到米颗粒要小一些。研究者先用体视镜观测炭化稻米的米长、米宽和米厚，将之复原为新鲜稻谷，再与普通野生稻、八十垱古稻、现代籼稻和粳稻的相关性状特征进行对比，[38]具体情况如表十：

表十 高州亚公山遗址稻谷的性状特征

　　从表十看到，亚公山古栽培稻平均谷宽、谷厚和谷重三个特征都与粳稻接近，平均谷长和长宽比则偏向于籼稻，并有大粒型的演化趋向。若逐粒测量，经粒型函数的判别公式可得出：类似籼稻的有76粒，占38%；类似粳稻的有124粒，占62%。总体而言，在演化进程当中，亚公山古栽培稻已经远离野生稻，进入人工栽培的阶段，且大粒型粳稻的特性非常明显。[39]

　　亚公山古栽培稻距今约一千多年，是处于水稻演化序列较为晚期的稻种类型。虽然它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古栽培稻年代相差较远，但了解它的品种属性，对于窥探整个广东地区古栽培稻的演化趋向有一定的帮助。

图四：亚公山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

　　图片来源：张文绪、向安强、冯孟钦等：《广东高州亚公山遗址H5古稻研究》

　　3.7 广东地区古栽培稻品种的相关思考

　　至今为止，广东地区的粤北、粤西、粤东、珠三角四大板块都发现了古栽培稻遗存；时间跨度从距今一万多年至一千多年，为学术界探讨该地区古栽培稻籼粳分化，性状演进提供了珍贵资料。整合已有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地区古栽培稻品种演化的一个大致轮廓：10000万年前，牛栏洞水稻硅酸体被鉴定为“非籼非粳”，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界限尚未明确；6000—4000年前，石峡古栽培稻和旧屋后山古栽培稻被判定为“籼粳杂合”的稻种群体，已经进入人工栽培的阶段；4000年前，坪岭头古栽培稻出现了品种偏粳，粒型偏大的特征；1500年前，亚公山古栽培稻大粒化、粳型化的特征更加明确。总体而言，广东地区古栽培稻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其品种属性从最初的籼粳模糊，到粳型化倾向突出，皆有迹可循。

　　广东周边地区古栽培稻的品种演化也有相似的情况。粤北以北，有距今10000万左右的湖南玉蟾岩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稻谷被判定为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品种属性亦处于分化未明的阶段。[40]这与粤北地区牛栏洞水稻硅酸体和石峡古栽培稻所呈现的状况相近。粤西以西，与封开县古栽培稻遗址群邻近的广西有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晓锦遗址。该遗址二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炭化稻米，被判定为较为原始的人工栽培稻，并且倾向于粳稻型。[41]粤东以东，福建省明溪南山遗址发现了300粒距今5000—4000年的炭化稻，初步鉴定为一个早期的、原始的向粳型演化的古栽培稻群种。[42]而高明古椰遗址出土的稻谷稻是我国现今发现的最南端的古栽培稻遗存。在整个岭南地区内，目前都没有发现以籼稻型为主的古栽培稻。

　　在长江流域，古栽培稻品种的演化都有倾粳稻型的趋向。岭南和长江流域古栽培稻的关系是北传还是南移？出现在广东某一时期的大粒型粳稻又作何解释？此外，广东地区现代普遍种植籼稻，它们从何而来？是异地传入还是受独特区域的地理气候影响分化而成？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值得思考。

4. 广东古栽培稻品名的商业利用：品牌命名

　　古栽培稻品种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品牌命名和旅游开发是目前最值得关注的两大主题。但学术界和商界关于古栽培稻品名商业利用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摸索起步的阶段。而在广东地区，相关的讨论很少，几近空白。我们认为，广东古栽培稻品名的商业利用，特别是品牌命名，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值得开拓。

　　4.1 品牌命名的内涵

　　当今市场竞争激烈，品牌的树立是企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本之一。一个成功的品牌不仅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和知名度，还将带来消费者更高的忠诚度和情感认同，从而打开更为广阔的营销市场。建立一个正面、独特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品牌建设的第一步，而品牌命名则是品牌形象建立的首个环节。

　　品牌命名是利用语言进行商业传播的一种语言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结合。[43]它涉及到品牌学、营销学、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一般而言，品牌命名都必须遵循简易独特、启发联想、提升形象等原则。一方面能使消费者从品牌名称上快速获取产品使用、属性等情况的提示；另一方面品牌名称也需要有一定的寓意，开启消费者的想象能力，从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情感冲击或认同。[44]

　　4.2 品牌命名的方法

　　品牌命名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手艺工匠为了方便顾客查询产品的数量的和质量而在其上打上自己的姓氏标记。因此，最早的品牌命名就是利用姓氏来命名的。进入技术社会后，人们才开始用一个专门的名称来识别产品。在现代，品牌命名的方法非常多，常用的有：地域法，使企业产品的品牌名与地名联系起来，使消费者对地域的信任转移到对产品的信任；时空法，将与产品相关的历史渊源作为产品品牌命名的要素，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正宗的认同感；功效法，以产品的功效为品牌命名，加深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同；形象法，就是运用动物、植物和自然观景来为品牌命名，提升消费者的认知速度。此外，还有数字法、中外法、价值法、典故法等。[45]

　　4.3 广东古栽培稻品名与品牌命名

　　一般来说，显示区别、体现属性、获取认同、提升市场价值等都是现代品牌命名所必须考虑的要素，它们的重要性也早已被人们反复强调。但这些要素都主要集中在满足企业产品的营销诉求上，而对产品本身所要传达的历史文化意象则关注不大。近年来，品牌命名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特质及其延伸的相关联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品牌命名中注入特定的历史文化符号，引起消费者更为广阔的联想和关注的做法，倍受青睐。我们认为，广东古栽培稻品名中蕴含了悠远的历史气息、明确的地域信息、独特的品质属性，既有直观的形象，又有内涵的延伸，可做品牌命名之用。其品牌命名的方法属于“时空法”。

　　4.3.1 古栽培稻品名的商业价值

　　传统的品牌命名注重音节、声调、语义等方面的特点，但对其内含的历史文化意象及联想延伸则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以广东古栽培稻品名作为相关产品的品牌名称，无疑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与此同时，广东原产、传统悠远等属性描述也将一并传达到消费者的身上。

　　首先，古栽培稻品名能增加产品的历史内涵。如石峡古栽培稻属于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典型文化类型石峡文化，旧屋后山古栽培稻属于古杏花河（又名广信河）畔著名的“广信河文化”。两者出土的文化遗存数量众多，且独具特色。尤其是前者，展示了住在由木骨泥墙建构而成的长屋，使用富有地域色彩的磨光石器和印文陶器，拥有氏族公共墓地的古代人类聚居的生活图景。以古栽培稻的品名为名，能给相关产品增添时光萃酿的历史厚重感

　　其次，古栽培稻品名能增加产品的文化意境。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南稻北粟，构成我国最为宏观的粮食供应格局，仅凭古籍记载就可上溯到大禹时代。如《诗经·鲁颂· 宫》中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其农耕文化内涵也不断丰富。生活习惯、民间信仰、岁时节气、民俗游艺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沾染着稻作农耕文化的色彩。如亚公山古栽培稻就不禁让人联想到已经消失了1500多年的俚族文明[46]。这个失落的民族昔日居于山顶城寨，葬于船形奇墓，储稻米于洞坑，击铜鼓而歌舞，铸铁剑以自保。现今俚人早已无影，徒留空城，但千年古稻仍在，让人不胜追忆。

　　再次，古栽培稻品名能提高产品的社会知名度。如英德牛栏洞遗址在距今10000年前后的地层中发现了水稻硅酸体，是中国现知最早的水稻遗存之一，受到了相关领域极大的关注。还有古椰古栽培稻是珠三角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的稻谷，形态如新，色泽如鲜，一出土就备受瞩目。而古椰贝丘遗址本身，也入选了2006年的十大考古发现，在社会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以此为名，不仅能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度，还能增加产品的权威性，传达更为正面的品牌形象。

　　4.3.2 米业的品牌命名

　　若以古栽培稻品名作品牌命名之用，米类产品实属首选。如江西省万年县自古是稻粮产区，其生产的“万年贡米”素有美名。南北朝时魏文帝曾称赞该稻米“上风吹之，五里闻香”，明时朱元璋更是将其钦定为“代代耕食，岁岁纳贡”的贡品。所谓“万年贡米”，谷粒长占三分，余下七分皆为芒长，是珍贵稀罕的水稻品种。但该稻米产量较低，传统的品牌声誉也缺乏有效的宣传，经济效益一直不高。直到20世纪末，位于万年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了超过万年的古栽培稻遗存，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开始携手合作，以“万年稻米”为噱头，重新整合当地稻米的生产线和销售渠道，并统一给品牌注入“万年古稻”的历史文化内涵，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益。[47]江西“万年稻米”以考古发现的古栽培稻为楔机，发掘历史文化，整合地方资源，统筹生产，系列销售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广东米业借鉴学习。

　　以古栽培稻遗存为依托，广东的稻米生产可分区为名，形成系列，从而促进当地稻米企业的发展。粤北地区，在石峡文化所及范围内生产的稻米都可冠以曲江“马坝古稻”之名，统称为“马坝稻米”。值得注意的是，曲江石峡遗址北面有马坝河，马坝河两岸低平的农田是有数百年历史的“马坝油粘”稻的重要产地。马坝油粘米色泽晶莹、米粒细小、油脂量高，在唐代就被列为朝廷贡品，可将其作为“马坝古稻”的拳头产品，重点推荐。在粤西地区，古栽培稻遗存主要分布在古杏花河两岸，可将该区域内生产的稻米冠以“杏花古稻”之名， 统称为“杏花稻米”，意蕴清幽。此外，当地名产“杏花鸡”型小肉多，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两者可结成“杏花系列”，共同开拓更为广阔的农产品市场。而粤东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生产的稻米则可分别冠以“龙川古稻”和“古椰古米”之名， 称为“龙川稻米”和“古椰稻米”，古意横生，稻香余饶。

　　4.3.3 酒业的品牌命名

　　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究竟何时而成，何人而造，至今未解。但在大部分关于酒的起源的传说里，都有稻米的踪影。如猿猴造酒说、仪狄造酒说、杜康造酒说都模糊地提到，酒从远古而来，由稻米酿成。酒产生之后，在祭祀祖先、佳节游乐、文人相交、战士壮行等场合都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帝王将相、文人骚客，还是市井小民，大众的生活都离不开酒，久而久之，形成酒文化，并最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当中。

　　借用历史人物和考古发现，增加产品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酒的品牌命名中并不鲜见。如有酒名“杜康”，就借用了杜康造酒的典故；如凌川酒厂在搬迁老厂的时候，发现了窖藏于地下152年（清道光乙巳年）的四个木酒海，后将其相关产品取名为“道光二廿五”，成功树立了陈年祖酿的形象；又如中原地区著名的“仰韶酒”则借用了考古发现的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广东古栽培稻历史悠久，其与酒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探讨。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栽培稻的演化都有粳型化的倾向，这可能是受环境和气候变迁的影响，但也有可能是酒文化熏陶下的人工选择。或许在远古之时，籼粳属性尚未分化，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意识地挑选较为适合的古栽培稻作为酿酒之用，上敬苍天，祈求衣食丰足。后为人饮，更添风雅。如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都是酒之美谈。将古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酒文化联系起来，能使洒类产品本身也充满浓郁的文化韵味。若以广东古栽培稻的品名为米酒的品名，则粤北产之酒为“马坝米酒”，粤西为“杏花米酒”，粤东为“龙川古酿”，珠三角为“古椰米酒”。以米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值得再三品味。

5. 结论

　　学术界对广东地区古栽培稻品种的研究并不多，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几近空白。直到曲江石峡遗址发掘出数量众多，形态也较为成熟完整的古栽培稻遗存后，相关的研究工作才慢慢展开。进入21世纪，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学者们综合利用各种研究方法对广东古栽培稻的品种属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1）关于广东地区古栽培稻籼粳属性问题。现代广东地区广泛种植籼稻，但各遗址出土的古栽培稻均倾向粳型化，至今仍未发现以籼稻为主的古栽培稻群。此外，广东地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出现过大粒型倾向的古栽培稻（高州亚公山古栽培稻就属此类），这种大粒化粳型化的特性与传统的认知相悖，是何种因素使然，仍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2）关于广东地区古栽培稻发展序列问题。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可以将广东古栽培稻的发展序列暂定为：牛栏洞古栽培稻——石峡古栽培稻——旧屋后山古栽培稻——坪岭头古栽培稻——古椰古栽培稻——亚公山古栽培稻。年代跨度从10000年前至1500年前，地域分布横跨粤北、粤西、粤东和珠三角四大板块。而牛栏洞古栽培和石峡古栽培稻之间的缺环可以尝试在“前石峡文化”或封开簕竹口遗址处寻找。同时，建议对牛栏洞遗址进行二次发掘，以追寻广东地区10000——5000年前古栽培稻遗存。[48]

　　（3）关于广东地区古栽培稻传播路线问题。粤北地区古栽培稻与湖南、江西古栽培稻，粤西地区古栽培稻与广西古栽培稻，粤东地区古栽培稻与福建、台湾、东南亚以及菲律宾的古栽培稻，在品种属性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地理环境和气候也相差不大，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交流或传承关系，仍属未知，值得追寻。

　　（4）关于广东地区古栽培稻品名商业价值问题。学术界和商界关于古栽培稻品名商业利用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摸索起步阶段。现代品牌命名所考虑的要素主要集中在满足企业产品的营销诉求上，而对产品本身所要传达的历史文化意象则关注不大。近年来，品牌命名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特质及其延伸的相关联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品牌命名中注入特定的历史文化符号，引起消费者更为广阔的联想和关注的做法，倍受青睐。广东古栽培稻品名，除可用于米业和酒业的品牌命名之外，也可作旅游开发之用。

注释：

[1]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12－330页。

[2]英德市博物馆等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3]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第23－28页。

[4]杨式挺：《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内涵分布及其与樊城堆文化的关系》，《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158－168页。

[5]杨式挺：《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内涵分布及其与樊城堆文化的关系》，《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158－168页。

[6]杨式挺：《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内涵分布及其与樊城堆文化的关系》，《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158－168页。

[7]杨式挺：《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内涵分布及其与樊城堆文化的关系》，《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158－168页。

[8]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封开县博物馆：《广东封开簕竹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第38－41页。

[9]杨式挺：《略论封开先秦历史文物在岭南的地位》，《岭南文史》1996年第4期，第19－30页。

[10]向安强、刘桂娥：《岭南史前稻作农耕文化述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年第4期，第124－130页。

[11]杨式挺：《封开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63－87页。

[12]向安强、姚锦鸿：《广东封开杏花河发现的古栽培稻及相关问题探讨》，《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第33－45页。

[13]向安强、姚锦鸿：《广东封开杏花河发现的古栽培稻及相关问题探讨》，《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第33－45页。

[14]《一场大雨惊现千年文物：广东封开出土4000年前旱稻颗粒》，《羊城晚报》，2003年3月10日 A2版。

[15]向安强、姚锦鸿：《广东封开杏花河发现的古栽培稻及相关问题探讨》，《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第33－45页。

[16]许黎娜：《铁路线上千年前俚人土著曾生息繁衍》，《南方都市报》，2007年9月2日。

[17]杨式挺：《建国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略述》，《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第67－72页。

[18]向安强：《广东史前稻作农业的考古学研究》，《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第149－155页。

[19]向安强、刘桂娥：《岭南史前稻作农耕文化述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第124－130页。

[20]龙川县文化局：《龙川县文物志》，龙川县非营利性出版物，2004年，第18页。

[21]《十大考古新发现：广东古椰贝丘遗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12 日第2版。

[22]顾海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硅质体、孢粉、碳屑分析》，《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3－121页。

[23]顾海滨、张镇洪、邱立诚：《牛栏洞遗址水稻硅酸体的研究》，《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382－389页。

[24]赵志军：《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进展》，《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第59－63页。

[25]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第23—28页。

[26]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第23－28页。

[27]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第23－28页。

[28]张文绪、向安强、邱立诚等：《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作物学报》2006年32（11），第1695—1698页。

[29]张文绪、向安强、邱立诚等：《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作物学报》2006年32（11），第1695—1698页。

[30]张文绪、向安强、邱立诚等：《石峡遗址M104古稻稃壳印痕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20—23页。

[31]张文绪、向安强、邱立诚等：《石峡遗址M104古稻稃壳印痕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20－23页。

[32]张文绪、向安强、邱立诚等：《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壳印痕研究》，《中国水稻科学》，2008年22（1），第103－106页。

[33]张文绪、向安强、邱立诚等：《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壳印痕研究》，《中国水稻科学》2008年22（1），第103－106页。

[34]张文绪、向安强、黄跃等：《广东龙川古稻研究》，待刊稿。

[35]张文绪、向安强、黄跃等：《广东龙川古稻研究》，待刊稿。

[36]王秋花：《古椰贝丘掘出4000年前稻谷20粒》，《羊城晚报》，2006年12月25日。

[37]崔勇：《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12日2版。

[38]张文绪、向安强、冯孟钦等：《广东高州亚公山遗址H5古稻研究》，待刊稿。

[39]张文绪、向安强、冯孟钦等：《广东高州亚公山遗址H5古稻研究》，待刊稿。

[40]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作物学报》1998年24（4），第416—420页。

[4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资源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3期，7—30+98—99+2。

[42]张文绪：《福建明溪南山遗址古稻研究》， 裴安平、张文绪：《史前稻作研究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1997－204年。

[43]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

[44]王元勇、王增明编：《如何打造品牌：强势品牌创建与发展》，工商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45]刘朔：《品牌命名的十种方法》，《中国中小企业》2006年第4期，第62－63页。

[46]许黎娜：《铁路线上千年前俚人土著曾生息繁衍》，《南方都市报》，2007年9月2日。

[47]《万年贡米整合在即》，《江西日报》，2007年5月16日。

[48]向安强：《广东史前稻作农业的考古学研究》，《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第149－155页。

本文系第十届国际东亚农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Cultivars in Guangdong And Its Commercial Utilization of Cultivar Name

Liu Zhi-hua,Zheng-tingyi,Chen-youding,Xiang-anq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for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remains in Guangdong; for analyzing the cultivars of the Niulandong rice phytolith in Yingde, Shixia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in Qujiang, Jiuwuhoushan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in Fengkai, Pingtouling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in Longchuan, Guye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in Gaoming and Yagongshan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in Gaozhou; for summarizing the distributional regularities and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of the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in Guangdong,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cultivars of Guangdong region has a tendency to Japonica rice with the long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se precious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cultivars also have the commercial value, whose names of cultivars worth exploring on the aspect of commercial use.

　　Key words: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Cultivar, Archeology ,Guangdong region, Name of cultivars, Commercial value

（作者单位：刘志华　郑庭义　向安强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广州，510642；陈友订　广东省农科院水稻所 广东广州，510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