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代吴春晗先生答许道龄、李晋华二先生（童书业）

　　上年初，清华大学讲师吴辰伯先生(晗)以所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载《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单行本见贻。拜读之下，见其见解深沉，援据详确，不胜钦佩。越月余，读《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见通讯栏有许道龄先生致顾颉刚师一函，对吴文有所批评。盖吴先生主张“三保太监下西洋”之最大使命为“经营国际贸易”，许先生非之，以为成祖命郑和下西洋之主因实为“巩固帝位”(“踪迹建文”)．其所持之主要反面证据为：(一)永乐年间曾下令禁民间海船，可见其不以国际贸易为致富之道。(二)郑和下西洋多赍金币，赐给诸番国君长，与“经营国际贸易”恰相反。(三)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擒旧港巨侨陈祖义以归，再往又擒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前者戮于都市，后者赦而不诛。厚于番君而薄于侨民，可见其非欲发展“国际贸易”。按以上几条反证实似是而非，反证之反证具见吴著本文，读者可自参详。许先生又谓南洋华侨称老虎为“伯公”，同时亦称郑和为“伯公”，和之行动既多予华侨以威胁，则其使命非为发展“国际贸易”明甚。按此条反证亦非，南洋华侨称老虎为“伯公”，乃表示郑和之威严。须知南洋、暹逻等处又有奉祀郑和之庙。爪哇且祀郑和为商业神。可见南洋人对和之崇拜也。许函发表后，于五卷七期《禹贡》通讯栏文又见吴先生答函，解释许先生所提“大赍金币”一条反证之“金币”实为“织金、文绮”之丝织品，以为此正是当时中国一种输出最多之商品，而非为金银之货币。嗣许先生又有驳函，载《禹贡》五卷十期，列举诸证，证明“金币”为“白金、文绮”之省文，以驳吴先生“金币”为“织金、文绮”之说(按许先生此说近是)。此函发表，吴先生因事未致答复。嗣于《禹贡》六卷一期通讯栏又见李晋华致许先生函，赞成许说，深斥吴说，以为“郑和七使西洋多赍金币赐诸番，……既以金银绮帛赐诸番，但不闻郑和曾收诸番重货捆载而归，代价安在?”按李说实极错误，盖<瀛涯胜览》诸书皆谓郑和使西洋带回诸番重货甚多也。当时曾本此旨，致函颉刚师以纠正李说，该函曾载《禹贡》六卷二期。不意许、李二先生阅后仍不以为然，又起诘难：许先生谓《瀛涯胜览》“满剌加”条所谓“中国之船”，系指商办者而言，非指朝廷派遣之宝船；又其所装载之货，如果是宝船，亦未必以贸易手续得之。当为采集品，或朝贡品(见六卷六期《禹贡》通讯栏)．李先生谓“贸易之事非敢谓必无，然有之亦只私人贸易，如今日舟车执役之人私带货物，以营己利，与所负使命何干?”(见六卷十期《禹贡》通讯栏)按李说较许说略进，但均失之早断!《瀛涯胜览》所谓“中国之船”确指朝廷所派遣之宝船。其所装载之货，确为以贸易手续所得者。郑和等贸易之事亦确为所负使命之一部，而非私人之贸易。其证均详本文所论，兹不赘述。(读者注意：本文但证明郑和下西洋事有“贸易性质”，并未主张郑和下西洋之主要使命即为“经营贸易”。)

作者识。廿六年二月十九日

　　郑和下西洋之事宣传数百年，世无不知，实为明初政府对外之盛举。近人至以西方大航海家甘马、哥伦布等事相比拟，余烈亦云伟已!顾此举之目的及性质，言者纷歧，迄无定论；以东西交通史上极关重要之一行动，而原因不明，言史者憾焉。比岁以来，籀绎宋明史籍，对于郑和下西洋史实之讨论，尤感兴趣。不揣简陋，爰草为此篇，重论郑和下西洋之目的，而特提“贸易性质”一点，用质正于当世之方闻君子。

　　考郑和下西洋之最大使命，本为“统制异域”。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云：

　　太宗皇帝入缵丕绪，将长驭远驾，通道于乖蛮革夷，……命(郑)和为使。

　　《明史》“郑和传”亦云：

　　成祖……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盖明成祖为一雄才大略之君主，即位之初，即一变洪武时之锁国政策，派遣使臣诏谕南海诸国人贡，其事见于《明实录》。“郑和传”云：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可见成祖实有意于经营四夷，欲效秦皇、汉武而已，本无所谓其他之大目的。其通使各处，皆用中贵亦非独西洋任用郑和等也。

　　[附注]锡兰史谓1405年(明永乐三年)有中国佛教徒一队来锡兰，献香火于佛齿圣塔，为国王维哲耶巴虎六世所虐待。明成祖怒王之暴行，欲重振已坠之国威。

　　故遣郑和率舟师远征也。(见Yule CathayI，p．76，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据此，益可证郑和下西洋之最大使命实为发扬国威。

　　或谓郑和下西洋，另有“踪迹建文”之特殊目的。《皇明四夷考》序云：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舨，不已劳乎?郑和之泛海与胡淡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耳。

　　所谓“大疑”，《明史》“胡淡传”云：

　　传言建文帝踏海去，帝(永乐)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郑和传”亦云：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

　　《皇明从信录》等书亦言郑和下西洋为物色建文。然此等疑皆世人大郑和之举(所谓“不已劳乎”)，因作张皇之论，未必确为事实(另有详考，本文但为表揭郑和下西洋事之“贸易性质”而作。为避免“喧宾夺主”起见，从略)。且即认可此说，“踪迹建文”当为此举之次要目的。元世祖亦尝屡遣使下南洋矣，如：“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乞解脱因等使缅国，招谕其王内附。”

　　十年，二月，遣勘马刺失里解脱因等使其国，持诏谕之。(《元史》“缅传”)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等使占城，谕其王入朝。(同上“占城传”)

　　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番。

　　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壁招俱蓝。

　　十七年，……十月，援哈撒儿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壁再往招谕。

　　二十三年，海外诸番国以杨庭壁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同上马八儿等国传)

　　元世祖时当无“踪迹建文”之事，何以亦屡遣使下南洋乎?又《明史》“忽鲁谟斯传”云：“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

　　“郑和传”云：“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此可见郑和等之奉使西洋，目的实注于诸番国之朝贡。永乐时如此，宣德时亦莫不然，即中国历代帝王派使异域之目的亦无不然。盖“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齐书》“东南夷传论”)。故怀柔远人亦莫此为先也。

　　然郑和下西洋之事，又有“贸易性质”。《殊域周咨录》卷八云：“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惟其如此，故《西洋朝贡典录》序云：“太宗皇帝人缵丕绪，……乃大赉西洋，贸采琛异，命和为使。……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诞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此明成祖欲继踪隋皇，“甘心远夷，志求珍异”(《隋书．南蛮传论》)之铁证也。故吾人以为“贸采琛异”实为此行之副目的。《典录》“三佛齐国”条又云：“然而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此又可见，当时人确有认郑和为“贸易珍宝”之使者。“贸易珍宝”乃天子所使，非私人之事；黄氏以为和之大功为除异域之患，有意反旧说耳。(序则从旧说)

　　关于中国政府对外贸易之历史，言之甚长。在汉时盖已有以对外贸易为充实国富之政策者。如《盐铁论》“力耕篇”云：“大夫曰：贤圣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嬴驴驼驰衔尾人塞，弹骐騵马尽为我畜，鮮昭狐貉采旃文厨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成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宝盈止，妇子宁止’。”

　　吴辰伯先生亦曾举《汉书·地理志》“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一段文，谓“当时译使出发的目的：第一是耀武海外，令诸国奉正朔，来贡献；第二是以国家为主体去经营国际贸易”，其说甚是。

　　汉代以后，迄于刘宋，南洋一带国际贸易之风尤为兴盛。《宋书》“夷蛮传”云：“商货所资，或出交部；讯海陵波，因风远至，……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夏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此云南洋一带为“商货所资”，“千名万品，并世主所虚心”，因之“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谓非“国际贸易”，果为何事?

　　《南齐书》“东南夷传”亦云：“南屿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珍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物积王府。”

　　南夷环宝之多能使王府充实，则隋唐以前南洋一带之与中国已有国际贸易岂容多疑?

　　降及隋代，炀帝亦曾“甘心远夷，志求珍异”矣。至唐，海外交通益臻繁盛。国际贸易之事具见于官私记载，其证不胜枚举。以此为近人所周知，故不详述。且当时不但政府有此举动，即地方官吏亦有发海艇经营海外贸易者。如《旧唐书》“王锷传”云：“(锷)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

　　《新唐书》同传云：“(锷)迁岭南节度使，……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此可见当时海外贸易之盛也。

　　赵宋以下，海外贸易之风亦并不衰。《宋史·食货志下》云：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番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番。

　　天圣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满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

　　盖宋太宗遣内侍往海南，其事与明太宗遣中贵下西洋全同。雍熙中遣内侍诏致海蕃之事，其详见于《宋会要》：“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

　　以宋例明，何得武断郑和下西洋事绝无贸易之性质邪?

　　郑和等“贸易珍宝”之举动，具载于同使西洋之会稽人马欢所著之《瀛涯胜览》，兹条举细论之。《胜览》“暹逻国”条云：“中国宝船到暹逻，亦用小船去做买卖。”此明谓宝船(即郑和等统率下西洋之船)做买卖。“柯枝国”条云：“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专一收买下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石(冯承均云：‘石’字疑衍)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

　　此又明谓番人专一收买珍宝，预备与中国宝船交易。“古里国”条云：

　　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统领大腙宝船到彼。……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入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米纳儿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珊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米纳儿计算，该还伫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

　　此述中国宝船与番人交易之详情，其交易全为以货易货，为最可信据之史料。“溜山国”条云：“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

　　此又明谓宝船收买番货。“祖法儿国”条云：“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纡丝、磁器等物。”

　　此谓番王明谕国人与中国宝船交易货物。

　　“天方国”条云：

　　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经各番国开读赏赐。分腙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口(保)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

　　此又谓内官太监派人往远国收买珍宝。——以上皆郑和所领之中国宝船与西洋各番国贸易之铁证也。又，与马欢同随郑和下西洋之太仓人费信所著之《星槎胜览》“花面王国”条亦云：

　　……一山产琉璜。我朝海船驻扎苏门答剌，差人船于其山采取琉璜，货用段帛、磁器之属。

　　此亦谓中国宝船采琉璜于番国，用段帛、磁器等为代价之品。《皇明四夷考》“阿丹国”条云：“永乐九年，诏中使郑和赐命互市。”

　　此并明云郑和下西洋之使命为赐命“互市”。中国宝船西行赐命“互市”及东回时，均以满剌加为停装货物及分聚之所。《西洋朝贡典录》“满剌加”条云：“予观马欢所记载满刺加云：郑和至此，乃为城栅鼓角立府藏廪，停贮百物；然后分使通于列夷，归腙则仍会萃焉。智哉其区略也。”考马氏《瀛涯胜览》“满剌加”条实作：“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按此下似有脱文。)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此文中所云“打整番货，装载船内”之“番货”，即指宝船贸易所得之物品，故郑和西行之举之有“贸易性质”，万万无有疑问!又郑和下西洋所用之宝船，其全名为“西洋取宝船”(见《皇明从信录》等书)，然则其性质不益明乎?

　　郑和下西洋，成绩颇大，“互市通商”之事遂为兴起。如《明史稿》“郑和传”云：“和将命绝域，三擒贼魁，威震海外，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而番人利中国货物，益互市通商，往来不绝。”

　　其所获之珍宝亦甚多。如《明史》“郑和传”云：“和……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

　　《瀛涯胜览》书首纪行诗并云：“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

　　然“贸采琛异”之所获固多，而“中国耗费亦不赀”(“郑和传”语)。《殊域周咨录》卷八载刘大夏之言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固可证明三保下西洋之目的为“得奇宝”，然其以后所以乏继响之故，亦可于此窥出也。

　　本文撰竟，又得读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四卷第二、四号所载王古鲁译日本山本达郎所著之《郑和西征考》，亦主郑和出使之目的在于贸易。惟其文中所举之证据殊嫌缺乏。文后附录有“郑和出使之宝船”一节，则颇具特殊之见解。据其谓郑和出使时所用之宝船每艘平均可载四百五十人左右，与宋元时代航行南海之中国大贸易船相类。据《武备志》南海航海图后所载航行印度洋之帆船图，郑和之船系三桅之帆船。战船推进时则不用风力而用划力。将郑和出使之船与元世祖侵入日本及远征爪哇时所用之船相比较，元世祖所用之船每船平均可载人数大致甚少；故前者必系大型之贸易船，而后者为小型之战船。据万历《广东通志》“造船事略”附条谓战船“数十生命系于一船”，“数十兵士又在棚上行走”，亦大抵可测知其可载人数。故郑和出使所用之船，我人似应注意其非战斗船而系贸易船。按此说可为吾人本文之补证。

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1—3期合刊,193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