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评介（孙俊）

　　地方行政制度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唐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虽不乏成果，但关于一些州级官员的职掌问题，仍有许多值得商榷和研讨之处。同时，对于以州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关系，州与其他重要地方行政机构的关系以及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仍略显不足。夏炎的新著《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终期成果和南开大学985工程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子项目成果《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的一种，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10年2月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在上述方面做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探讨，得出了重要的结论。笔者在研读后受益匪浅，感觉该书的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全书40万字，除引言和后记外共有十四章，分为三个层次。前五章内容构成第一层次，是全书的基础。主要是对以往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州级部分官员的职掌问题进行研究，以此来深入了解州级官府的基本职能及各部门的相互关系与运作方式。第六至第十二章是第二层次，主要讨论以州为中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州与都督府、藩镇、县等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最后两章构成第三层次，这部分选取了两个研究个案，一是长江及江淮地域社会的江贼群体，另一个是江南地域社会的海贼群体，通过这两个研究个案，重点讨论了国家权力如何向地域社会进行渗透，并对其进行支配和调适。总的来看，第一层次是后两个层次的基础，第二层次把第一层次的考察对象进一步扩大，使研究更为完整全面，第三层次又是通过个案，验证和深化了前两个层次的研究。三个层次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前后贯通，颇具条理。使读者对整个唐代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有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认识。

　　第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由于作者大量运用了出土墓志和文书资料展开相关研究，因此，该书在充分收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颇多新见。例如，关于州级军事职能问题，否定杜佑关于唐代刺史无军事职掌的论断，认为唐代刺史并非毫无军事职掌，只不过是前期兵权较弱，中后期军权渐强。又如，关于州上佐的职掌问题，此前唐史学界的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认为上佐在有唐一代均无具体职掌；另一种认为上佐在唐前期有具体职掌，后期则为闲职。作者则通过对相关史料一番钩沉考辨，认为唐代的上佐在具有职掌性的同时又具有闲职性的特征，其闲职性是一个变量，职掌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再由虚到实的过程。又如，唐代内外官的轻重问题。以往的观点一是认为从总体上看，唐代内外官的地位是重内官轻外官；或者是认为在唐代前后期并不一致，有一个转变过程。作者则对这一问题从主、客观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客观上刺史、上佐的品阶地位和行政地位都是很重要的。主观上内外官轻重问题却有一个转化过程，主要趋势是由重内轻外向重外轻内转化。再如，在都督府与州的关系问题上，作者得出了都督府与治所州官府两套僚属系统虽然拥有一个长官，却不是合署办公，而是相对独立，互不统属关系的结论，颇有新意。除此之外，本书还有许多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

　　第三，适应了地域社会研究开始走向各个时段，研究的视野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地域社会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明清史学界掀起后，渐成热点。研究走向多样化，研究的时段也突破了明清。该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了这个发展趋势，体现出了目前研究的热点。该书主要着眼于地域社会研究中的国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书中第十四章，通过分析天宝年间和乾符年间的两次海贼动乱，说明中央通过派出招讨团，把中央意志和国家权力渗透到地方，由招讨团代表中央完成了国家权力对地域社会的支配和调适。毫无疑问，这部著作的出版适应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在地域社会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该书采用了概括的整体考察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关注宏观面貌上的整体研究，也重视具体个案的细节分析。既能使读者在整体上把握唐代州级官府国家权力运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又能从细节上了解州级官员的具体职掌、运作方式及变动等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充分翔实的占有各种史料，整体考察研究对象，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再找出微观的个案加以证明。这种整体考察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结论具有十分厚实的实证基础，史论有机结合，说服力强，能够使人信服。历史研究的核心就是探讨变化的轨迹，作者在探讨制度史相关问题之时，由于十分注重在变动中考察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对进一步深化相关问题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中仍有一些观点和方法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商榷。同时，对州级官府在唐前后期政治变动的大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唐宋变革时期的转型问题等，仍有继续探研的空间。总的说来，瑕不掩瑜，《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仍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