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订 - (TXT全文下载)

椎泥者以椎椎地作孔，胶泥实之，令勿漏也。水库者以石沙瓦屑和石灰为剂涂其底与旁，而筑平之，令涓滴不漏也。用水之流法有六：其一江河傍田则车升之，远则疏导而车升之。其二江河之流自非盈涸无常者，为之闸坝，洒而分之为渠，引入田。田高车升之，其下流复为闸坝以合于江河，欲盈则上开下闭而受之，欲减则上闭下开而泄之。其三江河塘浦之水，溢入于田则圩以卫之，水积其中则车升出之。其四江河塘浦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则于下流多为闸坝以节宣之，为水则以准之。水则者，为水平之碑置水中，刻识深浅之数以知启闭之宜也。其五江河之中洲渚可田者，堤以固之，渠以引之，闸坝以节宣之。其六通流近海迎得潮汐者，淡水迎而用之，咸水闸坝以遏之也。用水之潴法有五：其一荡湖之傍田者，田高则车升之，低则堤岸以固之，水有余车升而出之，不足决堤引之。荡湖远于田者，疏导而车升之，与用流之法略相似。其二荡湖有源而易盈易涸、可为害可为利者，疏导以泄之，闸坝以节宣之。其三荡湖之上不能来者，疏而来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来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资其利也。其四荡湖之潴太广而害于下流者，从其上源分之。其五荡湖之易盈易涸者，当其涸时际水而艺之麦，艺麦以秋，秋必涸也。否则必涸于冬，则艺之春麦，麦秋以前无大水无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用水之委法有二：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之，易涸则池塘以蓄之，闸坝堤堰以留之。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反之则淡，禹贡所谓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垫，则为闸为坝为窦，以遏浑潮而节宣之也。为源为潴以用水法有三：其一地高无水，掘深数尺而得水者，为池塘，蓄雨雪之水与之合而车升之。其二掘深丈以上而得水者，为井以汲之，有起法：有桔槔、有辘轳、有龙骨木斗、有恒升筩，用人用畜。高山旷野或用风轮也。其三井深数丈以上难汲而易竭者，为水库以蓄雨雪之水也。二公之言俱确有经画，但所祖虞集募人垦地因为其业者，固救敝之策，而与吾收田之策相背，故无取焉。又其意全在水田，夫北方旱田多，禹开沟洫治旱田耳，观诗书所载五谷率旱种可知。扬州厥土惟涂泥，田乃下下，夫水田则涂泥固上上矣。非以其不宜于旱种乎？今于北方可为水田者为之，不可为者开沟洫以治旱田而已。总之有川者利于通，无川者利于蓄。通之在沟洫，蓄之在陂塘。故治田宜先治水，相其形势，去川之远近高下而为之浍，上有受下有泄，以地广狭为多寡，浍成矣，然后因之为洫为田，甚高甚下者不用也。宁弃之乎？高者建屋庐、种桑果，下者为塘，塘欲多，雨潦则水有归，而蓄之以为利。山有水口则塘益重，深且广，水发收之，溢者入于川，无害矣。凡非产沙之地之沙，则山水所致也，山之土多沙，随水下于地，水去而沙留，故地多废。此法行则沙渐涤而地可田。予又闻沙地筑土围之，使雨潦蓄其中如池，无论广狭，刈青草投满其中，使腐烂，水干耕之，即变为涂泥，而亦可田矣。水利尽于此。
　　平书所谓旱田，谓陆田也。田有三：一曰水田下地，日浸水其中，艺稻者也。故周礼有稻人一官，司稼下田。诗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是也。北方下田少则稻亦少，故孔子言居丧食稻不甘，少而美之也。一曰有水旱田，旁有河或池塘，而种旱种其上，如黍稷粱麦之属。旱则用水灌之，不旱则不必用水，惟平土而种艺之。一曰无水旱田，旁无河塘可灌，惟恃天泽。诗言「霢霂雨雪，以生百谷」是也。今水田既有水可灌者，沟洫不待言矣，即无水旱田而夏停潦者，亦宜以沟洫泄水。郑康成注周礼云：沟洫为除水害也。尚书益稷云：浚畎浍距川，是泄田之水以除害也。不然，如今六七月间淫雨积潦，行路不通，禾苗渰损，岂细故哉！但不必多耳。
　　恽皋闻曰：南方水田，虽强有力，不能一手一足之烈治二十亩也，则一夫授十余亩可耳。

平书订卷九　武备第六
　　平书曰：人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周之尚武。大司马春振旅而搜，夏茇舍而苗，秋治兵而狝，冬大阅而狩，其教战之法甚备。顾以田为名者，盖商周之得天下俱以武，而周有甚焉。周公恐其后之杀伐是尚也，故为之礼以柔之，不存其名而存其实，使人但习于礼，而武备已无不修。此圣人之用也［李刚主曰：被之以礼之名，则人习而安焉，且使之知杀伐勇战，皆礼也，不可去者也。以杀人不可以教，故杀兽以试之，以赴战人之所劳，故获兽以欣之，一年四举，三年六阅，而因事之田猎，习射不在是，其所以不忘武备者何其密。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其练习教戒者何其周。春夏秋各习一事，冬则加详焉，其所以练分合聚散者何其精。以周宣之中兴，而诗首颂以车攻吉日，不可以知古人所重哉？后世君如明太祖、宣宗，儒如吴澄、邱浚亦知此意，而未有定制垂久者。其它如魏太武、元世祖专以杀戮为事，兵虽强而豺狼矣；晋武、梁武欲偃兵不用，意虽仁而禽犊矣。至无识之臣，又动以田猎为谏，而不知有古制，何足道与！］。夫井田寓兵于农，既已无人非兵，而又无时不习，岂后世右文左武者所可比！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者，非谓军旅之事不当学，以卫灵所急者不在是耳。后世儒者遂以孔子为口实，谓为国者宜文不宜武，且兵民既分，而右文之世武备懈弛，儒以兵为讳，士以武为耻，兵宂而弱、惰而骄，麋饷则有余，御侮则不足，一旦有事，则督之以腐懦之书生，将之以庸劣之武弁，以致盗贼横行，生民屠毒，而宗社随之，岂不悲哉！然亦不必如古制尽人而兵也，尽人而兵，必尽人而练，尽人而练则法繁。尽人而兵不能尽人而勇，不尽人而勇则不精［有议在后］，故但当选募武勇以为兵，授之田使耕而食，而以农隙训练焉，则兵可精而无处非兵，朝廷又无养兵之费，法无善于此者。如下县设兵五百，中县八百，上县千，要县二千，小郡三千，大郡五千，州藩万，大要州藩设兵合六七万、七八万，自足以制盗贼、威四裔矣。凡民十六岁以上皆可募，授田亦如农，但无徭无口算，而公田所入即为军之费［耕获仍督以农官，公田所入则司马主之］。五十而退，另募之，不世为军，无老弱之弊，及清军勾军之扰也。募皆其土著，非乌合，无逃亡之忧、叛乱之虞也。每岁以三时之隙教之习射习击刺，冬则教之战阵，比其艺而赏罚之。尉教其县之军，别驾教其郡之军，州藩司马教其州之军藩之军［州藩岁以二千人备不虞，不使耕，郡县则否］，而别驾与郡守间岁一阅其县之军，以为尉之殿最；司马与州牧藩王及巡方御史，三岁一阅其郡县之军，以为别驾与尉之殿最；而乡射又有习，田猎又有习，岂尚有不练之军乎？士之习兵法者为尉为别驾为司马，而无不知兵之州牧藩王，无不知兵之御史宰相，岂尚有腐懦书生之为督、庸劣武弁之为将者乎？或有草窃，则县令县尉便宜发军捕之，闻于上，不克而后郡发军，又不克而后州藩乃发军。大警非大发军不可者，则天子遣使合符以发郡县军［用古制铜虎符，半留于朝半与州牧藩王，合符以令司马，然后司马发军于郡县］，多寡听其用，司马不奉州牧藩王檄，不得擅发郡县军，而无合符州牧藩王，亦不得擅檄司马也。惟边警则便宜发军不待符。其左右藩亦便宜发军，或旁击以分其势，或乘间以捣其虚，蔑不克矣。天子禁旅三万，募之京县，统以金吾羽林，岁直六千人备不虞，五岁而一周。大将军教之，京营军十二万，募之畿辅［有议在后］，岁直三万人备不虞，四岁而一周。大司马教之。畿辅俱大郡，兵倍于外郡，无不强之禁旅，无不强之京军，无不强之辅郡。州藩或有不臣，则命大司马或左右司马佩将军印［用旧制］帅京军，督其四面州藩合兵讨之［凡京军之出，多不过一二万人，而合州藩之师固不少也。所过给之食，不待转饷］，釜鱼阱兽，取之易耳。所谓枝强而干更强，不必弱枝以强干也。
　　官与吏、仕与学、文与武之不可分，昆绳皆同愚见。独兵农分为二，稍有可议者。兵不出于农而以召募，则为兵者必多游手犷獬之伦，久则暴视闾里，恣雎谁何。为农者绝不预兵，则必鲁顿畏怯，卒有变即不可支。如明季士不知兵、民不习兵，有一寇至，千百骇走，呼之跽而待戮，骈首倳刃，至终无一敢逃者，可不为之大哀乎！况既已均田，则家皆有产，出兵为易，何不效古王之田赋治军，而乃曰不必尽人而兵也？尽人而兵则不精，周礼：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凡起徒役，勿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夫田与追胥竭作，是尽人而兵矣，然家尚留其半，实未尝尽人而兵也。且起徒勿过家一人，更未尝尽人而兵也。诸侯三郊三遂，以及都鄙，家出一人，当有七八万卒。而春秋如鲁之大国，不过二军三军，止用三二万人，更未尝尽人而兵也。而乃忧尽人而兵之不勇不精乎？然虽不尽人而兵，而无不习兵之农家，诚所谓野人皆干城也。又曰不能尽人而练也，尽人而练则法繁。夫正卒之练无论矣，但论羡卒，田之竭作，冬月以获禽也；追胥之竭作，仓卒以捕盗也。获禽则人乐为，捕盗则人各保其身家。愿为使人踊跃鼓舞，而即以训练矣，何妙如之，岂后世演武场中故事哉！而何繁之有？今拟制田能行，必宜寓兵于农，以下县计之，田一万二千顷，为户二万家，设兵五百，常四十家出一兵，而郡藩之兵亦出于县，大约二十家公选一勇力者。二十岁以上为兵，五十退之，另选。一家八口，二十家共一百六十口，除老弱妇人三之二，少壮者五十三人，而出一人，则五十二人皆羡卒矣。正卒为官兵，凡甲冑器械，二十家公应之。五官卒选一马卒，有一马百家公养之，无事则业其家之农，有事上戍出征，皆领粮于官，定以数。乡巡三月试其射与击刺火器，有隙随时教试之无算。县尉冬月至乡教之战阵，比其艺而赏罚之。即以田禽，以赏罚多少为乡巡殿最。郡别驾教其乡之军，藩司马教其藩之军，亦以三时冬月，而别驾与郡守司马与藩侯御史间岁三岁各阅其郡县军。如平书戍下县者岁百人，供捉贼捕罪，夜分班巡城［今之快捕可无用矣］。戍小郡者岁三百，戍藩者岁二千，皆出于各县，一岁一更。其余羡卒为乡兵，乡一巡十保长，保十甲首，甲十家，共千家。每家出一人，余又为羡。乡外浚濠，即濠土筑墙于内，立四门四铺，每一保以四十人为乡兵，六十人除乡县学生，皆为火夫。一铺每夜火夫五人，共二十人，执更传锣。乡兵每十人一牌二鎗二刀二弓矢二鸟铳，甲首督之。每夜十人巡更，保长间巡之，巡又间巡之［邑不足千家者，门铺巡更量其邑］。有盗至，则举信炮信火，本乡兵卒皆起，半守半捕，邻乡县尉闻炮望火［炮以次传达于县，火惟有盗之乡举之］，皆来救捕。其教乡兵也以巡，而县尉间一试之，亦于季冬随官军围田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吾曰：百姓不强君孰与强，百姓强君孰与不强。但万一不能均田，则祇可如昆绳召募之法，而益以乡兵亦可也。
　　乡射又有习句似误。古乡射之礼，所以询众兴贤也，非以练兵。当云乡巡又有教。
　　周礼徧国出兵，而六军三军，乃但出之近国之乡。又载师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凡赋税，轻近重远，今乃知其立法之善也。盖京畿之地，蓄兵必多，随天子警跸，役必繁，若必以各藩之军分番入直，则如云贵窎远数千里，重滋繁扰，究难济用。是必环京州县农田出兵倍于在外，乃可供给。且不特此，今庙堂有大工大役，率雇役给直，然惟田不井授，民多流散，故呼而即应。若分田给宅之时，安土重去，虽欲觅工，安所得之？势必仍派近畿之民，即与之雇直，而已伤其农业矣。宜细为酌量。近京兵多役重者，或二十取一，藩郡或二十取三，皆可也。
　　平书有武备第六下一篇，论步兵骑兵车兵火兵水兵队伍之制、器械之用、战阵之法，予谓此当与礼仪、乐律、农务、水利、射御、书数、刑工各有专识，平书但论经制，不及详其目也。故置之别录。
　　恽皋闻曰：分民为四，不必列军而五，固也。然行平书之道，中国窃发无虞矣，其四裔则不可知也。则边方要地自宜多设重兵以镇之，边屯之民且耕且战，亦自可用。万一正当耕获之时卒有侵寇，释耕而战，一年之农事废矣。宜于农外别有军以卫之。古者采樵尚有扞，况穑事乎？然此扞卫者既无别军，必取诸内地，如古之遣戍，更番征役，则今幅员辽廓，内地之民岁岁远戍于边，似非安民之良军也。且将与士贵服习。今土著之兵用之守，则各依其乡邑之官长，其指臂使而呼吸通固然。若边则似有专将，而兵来自内，非其素习，用之为难。是人不服习也。即或曰遣戍卒，即遣常临之帅率之往，而遣代有期，数月之后，人情地形渐渐能熟，而又将代也。是地不服习也。则边地终无素练之军也。窃意内地之民，农而兵之可也，至边防要地，宜别设屯卫，以驻久练之兵。如沿海沿江之水师，亦宜别设，非农之可以兼为耳。
　　又曰：天子禁旅京营共十五万人，似太多。古者天子六军，七万五千人也。今即扩之，亦十万足矣。每岁共入直二万五千，以五千当禁旅，以二万实京营，亦足以备不虞矣。总四岁而一周，则劳逸均也。其州藩郡县之兵，亦不必定以一万及几千几百之数，盖郡县户口不能齐一，宜视其户口多寡以定军数，则天下之劳逸均也。

平书订卷十　财用第七上
　　平书曰：九畴之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则货财原上下所恃以为用，而国家不可以或无者。但货财所以权谷帛之轻重而通其穷，非为一人之私蓄也。理之不得其术，则公私皆困；苟得其术，则公私皆利，至于公私皆利，岂非圣人之道乎！古之征于民者三，曰粟米、曰布帛、曰力役，未有征货财者。货财率出于商贾，虽周礼以九赋敛财贿，郑元谓以口率出泉［古钱字］，亦即汉之口算，近之所谓丁银，终非出于田亩。唐宋始于田亩有输钱之令，然犹与谷帛并征，无专输钱者。自正统元年改南直隶江西田租为折色，后遂徧行之天下，而正供始尽变为银。夫唐宋未尝尽令输钱，而白居易张方平诸人犹痛切以陈农民之害，况尽折为银，而农之害可胜道哉？不特农也，仓廪处处空虚，一有水旱之灾，而赈济无所出矣；一有师旅之役，而转输之费百数十倍而不可省矣；纳粟劝输，一切之政纷纷四出，而弊且流于后世矣。害可胜道哉！然当日政尚宽大，未尝以聚财为事，征于上者旋施于下，而朝廷之积贮顾无多，乃不知理财之道，耗散无穷而生息少，以致末年中外交讧，军兴用乏，不得已而括余财，又不得已而议加赋，至括宫中银器以充饷［崇祯末年曾以宫中银器发银作局，销银充饷，故锭有银作局三字。○相传城陷时有银十余库者，妄也］。夫正供尽变为财货，天下既日就于困穷，而朝廷之贫又如此，非所谓不得其术则公私皆困者乎？故吾于田制欲悉复古法，特取公田之谷，而户第纳布帛数尺、丁钱百文，房租大者每间二百，小者百文而已［野外不令有私地，而城中则不能尽公，不如听人私相卖买建造，收其房租为便。○有议在后］。至生财则更有道焉，钱法一、盐法一、商税一，而钞法必不可行。钱法今已大坏，宜用随文开皇之制，尽销旧钱，悬新钱为式，不如式者没［司市主之。凡轻重款式不合者不得用，用则受者没而笞，予者杖，私铸者诛］。钱分大小，以权子母，以黄铜为小钱，每文重一钱五分，一贯九斤六两［今称］，以青铜为大钱，每文重二钱，一贯十二斤八两［隋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唐开元钱一千重六斤四两。彼时之衡固三倍于古，然视今犹小，今钱乃重于唐隋一倍两倍有余，似乎太重。然今日铜贱，不如此则私铸盛行，难于禁也］。小钱一贯直银一两。其铸也约费银七钱，是以七钱为一两也；大钱一贯直银二两，其铸也约费银一两二钱，是以六钱为一两也。上下通行，上之施于下者皆以钱，惟买铜则以银［亦欲其上下流通］；下之供于上者亦以钱，惟盐买之官则以银，而他税愿输银者听，则利权操之上，而下固无所损也。若民间交易，以其有易其无者，古制也，何不可行之后世，令民各以钱计其物，而论质以相易？然欲以钱者听，钱亦可以并行也，但不得以银为交易，如明太祖之禁耳。［凡钱登百贯，方许以银折，下此俱用钱。惟纳官钱一贯以上以银折。买盐，钱无论多少，俱许以银折］，如此则银归于上而悉化为钱矣。钱之利如此，私铸何以禁哉？曰：禁之令固欲其严，而所以禁者不在令之严，在制之善。铜炼欲其精，钱式欲其美，铜精而式美，则私铸自不能及而可不行。且夫圣人之治天下公而已，不但公之天下，且公之万世，故钱有铸无废，钱日多，用日足，而民日富。后世铸以年号，而私为一人之物，以至祖父之钱即不用于子孙，于是销毁无时，工费日广，钱益少而私铸行。若仍古不铸年号，使世世不废，但铸永宝二字于其阴，若周郭，如五铢式。阳则否而磨如镜，此京钱也。州藩亦得铸钱，而阴亦为郭，铸其州藩之字如今式［别之可验其美恶为赏罚］。铸一钱，世有一钱之用，天下何患其不裕哉？盐法至今亦大坏矣，然不必复纳粟中盐之例［有议在后］，但一遵唐刘晏之制可耳。其法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设官，其江岭间去盐远者转盐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而民不困。若使大司均岁发部引于产盐州藩，州藩使其司均主之，商人纳银请引以领盐［每引盐十石，纳银三两］，盐场则郡节史主之［专设一员于场主其事］，募人为盐户［籍统于商］，使煮盐［或煮或晒，各因地宜。地亦分为区，以保甲编之，不使相害，不使容奸］，买以官价［每石钱二百文，欲谷布者，折与之］，而按引发商，听随地以鬻［商得盐后，即于县领票缴引，引反之州藩，岁终缴于货部，以便稽核。○凡引必注领者姓名，钤以印而记其日月。缴于县则县批某日月缴，亦钤以印，防奸冒］。商无定所，盐无定商，而无盐处亦用常平盐法，尽除今日之弊，则上下交利而商民俱便矣［李刚主曰：管子兴鱼盐，利尽归国；今则大半归商，商或据数县数府，不许他商侵越，有至者即问以私盐之罪。独垄专利，民莫谁何。甚至本地斥卤出盐，亦不许食，食即问以私盐罪，而民病矣。有引多而县不能销者，则按户勒买，而民益病矣。若不足食者，商则潜带私盐，欺隐漏税，而国亦病矣。至于商税加而又加，无锱铢遗利，至有称贷完课者，而商亦病矣］！盖出以二、入以三，以钱出、以银入，朝廷固得倍利，而商于引价外所费，每引多不过五六百钱，但鬻五六贯而利已厚，七八贯而利且倍，而盐不为贵也。故曰交利而俱便也。且一切商税，俱由县郡州藩除支费积贮，而后上供，此则另籍之，尽归其息于京师，岁计天下所获，应不下银数百万两，足供朝廷经费有余，而他税皆其余焉者矣。
　　大学所谓生财，生众食寡，乃指农事。箕子八政之货，统金玉布帛等物而言。今昆绳所论财货，专指银钱，义微不同也。
　　金刀之制，先王原为救荒而设，以后遂踵行之，以其赍轻致远，为移易天下之具也。如不为赍轻而致远，衣食之计焉所用之？乃后世征粮尽折银钱，则弊有不一而足者。民所力者粟布，而官所积者金刀，势必贱鬻其物以充官入，故谚有曰：丰年病民。夫凶年不免疾痛，所乐者丰年耳，乃丰而反病，则农尚有乐时乎？于是富商操其奇赢，以至沾泥涂足者无升斗之储，逐末者千箱万仓坐牟厚利。一遇凶急，乃出之以制农民之命，此病民也。官吏之俸皆以银，夫银可卷怀而藏、键笥而积也，而贪官污吏比比矣。若出入皆以粟布，能贮邱山以取败耶？此病官吏也。兵饷以银，遂致韦弁多侈，随手而耗，而庚癸之呼时时不免，此病兵也。一旦猝然有事，兵马蚁聚，无敖仓黎阳之积，可以供给千里，运银籴于一处，米价腾涌，至莫可问，势必饷当一金者费至数金数十金矣，此病国也。夫一隅收获，能支几何？兵不夙饱，民有流亡，上下交惫，无人不病矣。昔有斗米七千、饿殍满道，又有敌人围城、富家皆怀金握玉而死者，非重银钱而不重五谷者之前辙耶？
　　赋用本色，而后教民勤于树艺蓄字，使饮食取于宫中焉，材木取于宫中焉，布帛取于宫中焉，以至人情往来，令其尽以粟布，而昏丧之需从俭从便，务取密迩，所有者尽可以粟布货物相易，至于钱与银，特储之以备流通之具耳，不专恃以为用也。如是不惟民业日饶，而民风亦日进于古矣。
　　房租一间二百太重，可仿周礼园廛之征，房听其自盖，而每亩一年征钱不过二百可也。若住官屋者，则如分民篇每屋钱一百文。
　　司市以中士为之。
　　明代开中之法，令商输粟于边，而盐场给之盐以酬之。其后商人遂募人屯田于边，边以富饶，至叶淇而坏。此可与刘晏之制并行，原无龃龉，何为废之？
　　李虔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正刘士安之遗意。
　　恽皋闻曰：用银之弊既甚，则但以制钱权轻重而行之可也，何必复留用银之说？其银听如金玉，但为器物之饰而不用，则粟布益重，而农事女工益勤矣。

平书订卷十一　财用第七下
　　商税则尽变从来之法而别为制，今之所恃以征商者，榷关耳。税日增而无所底，百数十倍于旧而犹不足，官吏如狼虎，搜及丝忽之物而无所遗，商旅之困惫已极，其为暴不几杀越人于货哉！宜尽撤之，以苏天下而通其往来。其征之也，分行商坐商。坐商也，县同给以印票［令与同俱有印］，书其姓名里籍年貌与所业［作何生理］，注其本若干，但计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如钱一百贯为本，一分息则一月一贯，一年取得十二贯，则取其一贯二百，岁终纳之］，即注于票中，钤以印而还之，如本增减则另给，改业亦另给。行商也，亦给以票如坐商，但不计其息，惟本十贯则纳百钱，任所之，验其票于彼，县同注日月而退［凡有大镇商买所集而去城远者，则专设一县同以便商］。鬻所贩，司市评之，鬻已乃计息而纳其什之一［凡票税路费，俱作本除，余者方为息］，亦注之票钤以印而还之，仅足本者则免其税，预计其不足本者则官如其本买之［惟贩酒与烟不在此例］，使商无所亏其本者，便商也。贵则减价以卖，又便民也，而官又收其利也。若欲贩他货者，则另与以其县之票，而取之如本县焉。其有欺隐，固可按其数没其隐而惩也［官士有通同为奸利者褫之，按法治罪而加以墨。凡旁人告者赏，商自首者勿问，而但治官士之罪］。至于坐商有匿其本不以实者，奈何？曰：有道焉，使之自不肯隐，不待立法以防之也。分商为九等：本不足百贯者为散商，弛其税；行商不足五十贯者亦弛其税［有议在后］；若本一百贯至九百贯为下商，而一百二百三百为下下，四百五百六百为下中，七百八百九百为下上；本一千贯至九千贯为中商，而一千二千三千为中下，四千五千六千为中中，七千八千九千为中上；本一万贯至十万贯为上商，而一万二万三万为上下，四万五万六万为上中，八万九万十万为上上［加于十万之上者，皆准上上］。散商不得与九等伍，附商［今所谓伙计］比于散商，亦不得与九等伍，而九等各以次为尊卑，行立坐拜不得越，越者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