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杂记 - (TXT全文下载)

体言；从土之玺，则以其用言也。古书简用木，非有封泥，则玺印无所施。《吕氏春秋·离俗览》云：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淮南子·齐俗训》亦曰：“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古人玺印皆施土泥，未有施于丝帛者。考《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及封泥。”故封禅玉检，经水银和金为泥，石检则末石和方色土为泥。天子诏书封以武都山紫泥，平人或用青泥。（《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邓训事）其实一切粘土皆可用之。自废简牍而用纸案，封泥亦与之俱废。讫于后世，视古代玺印，若施于丝素者，盖不知有封泥之物矣。故道光间，蜀中始掘得封泥数十枚，为刘燕庭方伯所得，吴荷屋中丞《筠清馆金文》与赵捃叔司马《读寰宇访碑录》，均著录数枚，谓之印范。嗣时齐鲁之间，出土愈多，大率归陈寿卿编修与吴子苾阁学，始知为古代封泥，于是有封泥考略之作。然世人犹或以为古人土封苞苴之泥，即知为封书之物，亦不能详其用法。自余观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得于阗古书牍，始悟汉时中原书牍制度略同，证以古籍，一一皆合，语详《简牍检署考》。可知古代遗物，须数十年及数十人之力而后明，若是乎考古之不易也。
　　
　　书齐鲁封泥集存后
　　《齐鲁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间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绝，自其形制观之，亦当为汉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汉书·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间国封于孝景前二年四月，胶东国治即墨封于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讫于王莽之篡，未尝为汉郡。是前汉不得有此二郡大守，故定为光武初年之物。然细观其形制文字，终不类东京，且考之后汉之初，亦无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汉，为胶东国都，然王莽废胶东国为郡，改为郁秩。郁秩故胶东国属县，则莽时郁秩郡，当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复胶东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六县，以郁秩为首。至肃宗时，复孙敏有罪国除，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食一县，以胶东与即墨为二县。胶东前无此县，盖即郁秩，此又复汉初之胶东，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证也。故光武初年，决无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后，胶东国又未尝为汉郡，则此印非汉初之物而何？若云汉初之物，则即墨自战国时已为重地，与临淄并，故张仪说齐王曰“临淄即墨之饶，非王之有”，田肯说汉高帝亦曰“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故田市王胶东，实都即墨。汉高帝以胶东等郡，封子肥为齐王，文帝分齐别郡，置胶东国，亦仍其故治，而中间胶东郡之称，或为即墨，犹菑川郡之或称剧郡，各以所治之县名也。故即墨之为汉初之郡，殆无可疑。《汉书·高五王传》谓“齐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犹当为悼惠王所铸也。河间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决其为汉初之物。谓汉初已有大守之称，似与《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战国时已有此称。《墨子·号令篇》云“操大守之节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亲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云“望气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赵策》“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大守，千户封县令”，《史记·赵世家》亦引其文，则战国时已有大守矣。即云《墨子·号令》诸篇多秦汉间制度，或系汉时墨者所作，《战国策》之文亦系后人增损，然上文所陈地理沿革上之证据既如彼，则吾人转可由此封泥，而证汉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为大守、都尉，不过以七国既平，大启郡县，其时守土之官，或称郡守，或称大守，乃整齐画一之耳。呜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于地理官制上关系之大者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贵也。封泥中又有齐昌守丞封泥，此亦齐悼惠王时物。按《汉书·地理志》无昌郡，惟琅邪郡有昌县，又千乘郡博昌下有应劭注曰“昌水出东莱昌阳”。则昌郡非分琅邪郡置，必系东莱郡旧名也，此与即墨郡皆为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齐字，尤为明示此事实矣。
　　
　　俄人获西夏所刻书
　　十余年前，俄人某于甘肃某地古塔中，得西夏人所刻书，有西夏字书，前列西夏文，而以汉文音注之。去秋，圣彼得堡大学助教伊凤阁氏，携其一叶至京都，余亲见之。全书都五十余叶，字贵朴讷，大拟北宋末刊本。又有戏曲一种，不知何名，时方观罗叔言参事所藏元刊杂剧，伊君即云板式与此略同。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至俄京亲见其书，疑为宋时杂剧。狩野归时，当以照相本来，此事大值研究也。
　　
　　内阁大库书之发见
　　敦煌古写本书发见之后二年，内阁大库之书始闻于世，后其书归京师图书馆。其宋元刊本及善本书，已具载缪艺风秘监《学部图书馆书目》矣（在《古学汇刊》中）。此外地志一类，已整理讫，亦有目录。然内阁旧有书目当册，系光绪十年间所点存者。庚子之乱，为日本某君所得。余得见其传写本，凡《图书馆书目》所载之书，杂见其中，尚有明末国初之重要公文书籍矣。有关史争者，不胜枚举，其可贵比之所藏宋元本书，或且过之。内阁既不重视此物，学部图书馆亦未注意及此。今不知何在，即未焚毁，亦恐在废纸堆中矣。内阁大库书之发见，在宣统元年。时方议摄政典礼，求国初故事，不得。乃索诸库中，始知书架之后，尚有藏书之处。然光绪十年间，此库曾清厘一次，后乃忘之，盖阁员之与其事者死亡迁转尽矣。至是乃重整理，归之于图书馆，然流出外间者亦有之。又其时乾隆以前黄本、题本充库中，某相以日久无用，奏请焚烬，已得谕旨，乃露积庭中。时罗叔言参事至内阁，取一束观之，乃管松崖干贞督漕时奏牍，又阅一束，则阿文成桂西征奏牍也，皆顺年月，排列颇为整饬。乃言诸学部，以此种题本，皆系史材，焚烬可惜，可置京师图书馆中。经学部尚侍辗转商议，逾月而始往取。幸尚未焚毁，然已暴露月余，经雨数次矣。书至学部时，图书馆未成，乃置诸国子监南学。想今尚无恙，然罕有知其事矣。内阁大库清理之役，历科殿试卷，并与黄本题本，俱置庭中，其名人之试卷多为人去取。后亦归学部置诸大堂后，今尚在云。曹君直舍人言内阁库中，向有库神，作一龟，奉之甚谨，外垂黄幔，无人敢揭视者。及清理之役，君直揭观之，则一物包裹甚严，开之则猴骨一具，审视之则枯树根也。其物想尚在库中。内阁大库所藏地图凡二大架，背记纸数，用阿剌伯数字，盖康熙中西洋人所测绘也。初内阁以旧图无用，欲焚之。罗叔言参事见之，乃言诸学部，置诸京师图书馆。乾隆十三排地图铜板，铜质其厚，而图作凹凸形，须以机器重压，乃能印刷。至咸同间，已无知其印法者。时铜价甚贵，或议毁以铸钱，有沮之者，乃止。今当尚在内府。其印本传甚少，惟经星伯先生松曾有之。
　　
　　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游历中亚细亚时，于敦煌西北古长城故址，得汉代木简数千枚，其文字可读者尚近千枚。携归英伦后，即刻寄法国沙畹教授处，属其考订。早有发行之说，至今未果。盖简数太多，尽失编次，欲整齐次第，复还旧观，良非易事。其迟迟出版，非无故也。长城古简中有字书，然非《急就篇》，意当为《仓颉》、《凡将》、《训纂》、《磅喜》诸书也。考汉时版牍，但为奏事移文通问之用，其写书皆用竹帛。此乃用木，盖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欤。斯氏此行，又于长城遗址下掘得汉帛二条。一条广汉尺尺许，长寸许，其上有二十八字，云“任城国古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其一条广汉尺二尺二寸，长寸许，绸有波纹。此三年前余友自巴黎贻书来言如此。然古绸字非帛名，疑本文当作紬。又汉任城国食任城、樊、亢父三县。“古父”本文，当作“亢父”。至此紬所记之长短广狭价值均与古书所记者密合，余另有《古代布帛修广考》，文繁不录。
　　
　　斯坦因三访古
　　斯坦因氏第一次访古，以于阗方面为主，所著《古代和阗》一书，实公其访古之结果者也。第二次访古，则亘新疆全境及甘疆之西北境，而以自塔里木河横绝达马干大沙漠之役，最为壮举。后于昆仑山麓之高地，或受严寒，丧其一趾。然所得古物，则以在敦煌塞下及罗布淖尔北岸者为多，所著《沙漠中之契旦》（西人称中国之名），则公其第二次访古之结果者也。据最近消息，斯氏去岁，又从事第三次之访古，现正在新疆，此次所得，尚未能知其详，然益于世界学术者必非浅鲜。吾侪既略陈斯氏历次之功绩，又祝其此行之康宁，我国学者亦可以兴起矣。
　　
　　敦煌石室古写本书
　　敦煌千佛洞石室之古写本书，其中梵文、波罗继文、回鹘文、吐蕃文之书，大半为斯坦因携去。法人伯希和博士继至，乃悉取汉文书籍之佳者以归。所留者尚六千卷，大抵释典也，亦时时流出，游宦西陲者，往往得之。时罗叔言参事在学部建议，以为此书宜归京师图书馆。甘督乃遣委员某斋送至京师。委员至京，寓甘藩某方伯家，共干没其一部，近年京师市上所流传之写本经卷皆是也。黠者又割裂以售，或添署年号、书人姓名，其流传在外者，不下数百卷。惟刘幼云祭酒得《盐铁论》残卷而珍秘不以示人，罗叔言参事得《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大公家教》一卷与现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在京师图书馆之杜正伦《百行章》一卷、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为四部之书。其余皆为释典也。京师图书馆之敦煌佛经中，亦有他教经典，内有摩尼教经一卷，失去前后题文字，全仿佛教，颇为巨丽，亦当时文士所润色也。罗叔言参事百计求得副本，印于《国学丛刊》中。伯希和博士译为法文，并列原文，载于《通报》中。日本羽田亨学士亦有考订，与伯氏之书同时出版，均确证为摩尼教经典。摩尼教之汉文经典，此与前伯希和氏携归之断片而已。伯希和博士所得敦煌古写本书，当其留滞京师时，罗叔言参事等所景照印行者，有《古文尚书·顾命》残卷、《沙洲志》一卷、《西州志》一卷、唐刊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青》、术天福刊本《金刚经》各一卷、《老子西升化胡经》二卷、《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摩尼教残经》一卷；石刻则有唐初拓本太宗御残《温泉铭》、唐拓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一纸、柳公权《金刚经》全卷，皆有印本行世。又《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日本藤田学士丰八笺注本。此外小品汇为《敦煌石室遗书》，颇行于世。嗣是伯君又前后寄来影片，几及千枚，其中佚书，如《郑注论语》四卷（《自述》而至《乡党》）、无名氏《穀梁经传解释》一卷、无名氏《晋纪》一卷、晋孔衍《春秋后语》、《魏语》一卷、又节本《赵语》、《韩语》、《魏语》共一卷、唐无名氏《张延缓别传》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残《地志》一卷、唐李筌《阃外春秋》二卷、《星经》（附立像诗）一卷、北齐祖埏《修文殿御览》一卷、唐杜嗣先《兔园策府》残卷、唐李若立《﨏金》一卷，又残类书二卷、无名氏赞《道德经义疏》一卷、《唐人选唐诗》一卷，皆千余年未见之秘册也。此外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书孔氏传》（夏商二书）、《毛诗》四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卷、范宁《榖梁传集解》一卷、陆德明《周易释文》一卷、《庄子》三卷、《文选李善注》二卷、又无注者一卷、徐陵《玉台新咏》一卷，虽大半残缺，与宋以后刊本，大有异同。罗君拟尽用玻璃版精印，并加考订，已成其半，数百年来争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见六朝唐人写本书，又得读种种佚书，不可谓非艺林一大快事也。伯君寄来照片中，尚有《二十五等人图》、《新集文词》、《教林文词》、《九经钞》，均唐时浅人所为，燕陋殊甚。又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则房中家言，又有一卷乃唐初某僧行赁，此二书罗君拟不印行，而益以所藏《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太公家教》一卷，并移书伯君属照《陈子昂集》、《唐历日》，及唐刊《切韵》、《唐韵》等，汇成全书。盖敦煌所出四部书之精华，略尽于是矣。汲冢所出之书，计《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系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邱藏》一篇、檄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诗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简尽折坏，不识名篇。今其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师春》一篇，宋时尚存。《纪年》今尚有全帙，然皆后人假托，非汲冢原本。其真汲冢之书，存者惟《穆天子传》耳。今敦煌所出之书，其时代虽近，然晋太康距周末仅五百年，今日距离唐末已千年，而分量之多，抑且过之。今得罗君一一考订印行之，不至于汲冢之书，藏之中秘，旋为灰烬，其有功于艺林大矣。
　　
　　简牍出土之事
　　简牍出土之事，古代亦屡有之。其最古而又最富者，为晋太康中之汲冢书，存今者仅有《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二种。而《纪年》一书已非原本，《穆天子传》虽未有窜乱之事，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而反似魏晋三体石经中古文及《伪古文尚书》，则其书之果为汲冢原书否，与当时荀勗、束晢等果能真识古文，及能正确写定否，尚一疑问也。与汲冢书同时出土者，当有汉明帝显节陵中册文，则不过一简。又南齐时襄阳人发楚王冢，得《考工记》十余简。惟宋政和中，关右人发地，得竹木简一甕，往往散乱，惟讨羌符文字尚完，后其简入梁师成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内府重器，有木简一项，则当时所得者，后为金人辇之而北矣。以数次出土者，较之斯坦因氏所得，除汲冢外，其余皆琐屑不足道数。即以汲冢书论，则《穆天子传》、《纪年》二书，皆周初或古代事，自不能尽信。斯氏所得，则皆汉晋人之簿书公牍，纪当时事者，较之史书之成于后人手者，尤为可贵。又古代未有摄影之术，印刷之法，流传之道，惟赖释文。而魏晋之交，古文绝学，以隶定古，盖难尽信，故原本既亡，其书即熄。今则简牍西去，印本东来，其可读可释，可久可传，殆无异于原物。此今日艺术之进步，而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
　　
　　木简之长者为尺牍
　　木简之长者，得汉建初尺一尺五寸许，其余大抵长一尺，即所谓尺牍是也。其形制之异者，有觚有簿。觚有作三稜形，以一面广者为底，而以二狭面向上，自其端望之，则成一钝角二等边三角形。罗叔言参事据古代盛酒之觚及宫室之觚稜，证觚之确为三面，以正颜师古觚为六面或八面之说，其论笃矣。簿则短而广，前绌后直，与笏形相似，余据《汉书·武五子传》、《蜀志·秦宓传》及杜预《左传注》，证此种簿，非徒用以记事，且以代手板之用，与周人用笏以书思对命同意。皆足以补正余前作《简牍检署考》之不足者也。
　　
　　简中书体
　　简中书体，有小篆（仅二简），有隶书，有草隶，有章草，而天汉三小一简，隶书极草率，笔势方折，竟似正书。草隶向惟于汉陶器墓砖中略见一二，简中此体极多。章草则于王莽时简中已见之，而草隶与章草，亦无甚界限，亦犹章草之于后世之草书也。汉人墨迹，自六朝之末至于唐宋久已无存，《淳化阁帖》所刻张芝等书，实为几经传摹之本。吾侪生千载后，反得见汉人手迹，不可谓非奇遇也。
　　
　　过所
　　余于日本大津三井圆满院中，见唐时通关券二纸，一越州都督府给日本僧圆珍过潼关者，一尚书省司门所给过蒲关者。觉时匆促，未及录其文。此即《唐六典》“司门郎中”条所谓“过所”也。过所二字，见郑康成《周礼注》，则汉时已有此语，然当时通谓之传。汉传或用木，或用帛，其用帛者则谓之繻，见《汉书·终军传》，其用木者则谓之棨，见《说文》。今英伦帝室博物馆中，尚有木传，此十余年前印度政府所派遣之斯坦因博士，得之于阗（今和阗）古护国寺故址者也。斯氏《于阗游记》中所印一种木简，余以汉建初尺量之，长得六寸，广不及一寸，上有汉文颇漫"不可辨。然斯氏书中，述他简之文，皆载许某人过某地之事，其地名乃龟兹、鄯善、疏勒之类，盖即魏晋之木传也。其长得六寸，与汉竹使符同。符、传同类之物，则此为汉晋之传无疑。《说文》“专，六寸簿也。”意专、传二字，古或通用欤。圆满院中尚有唐人手书诗翰数十纸，皆五七言近体，略谐平仄，然无一语通者，盖当时海舶贾人所为也。
　　
　　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
　　斯坦因博士发掘罗布绰尔北废城后，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继至其地，复行发掘，得西域前凉长史李柏书稿三通，表文一通，惟二书稿独完，中不可识者数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迥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二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阔久不相闻，"怀思想，不知亲想念""见忘也。诏家遣"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关内侯李柏共五十四字，以下无字。此三书具书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书中所言之事，与所遣之使者亦同，当为同一书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书”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龙”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五字，则李柏上张骏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学士考此诸纸，缘以为李柏上焉耆王之书，然二书稿之致焉耆王，殆无可疑，表文则非是。又以二书为东晋咸和三四年间所作，然实当在永和以后。盖今日考前凉史事，则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本已佚，可据者惟有《晋》、《魏》二书，而《晋》、《魏》二书《张骏传》非编年之书，其叙述不必以史事之先后为次。惟司马温公撰《通鉴》时，尚及见崔鸿原书，则事实虽当据《晋》、《魏》二书，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鉴》。若伪本《十六国春秋》，但可供参考而已。案：《晋书》所纪张骏、李柏及西域事，则《骏传》云：“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又云：“初，戊已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此二事《晋书》皆不记其年月，伪本《十六国春秋》则以李柏击赵贞事系于咸和五年，张骏平赵贞事系于咸康元年。《通鉴》不记此二事，惟于咸康元年（骏之建兴二十三年）纪骏遣杨宣伐龟兹、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骏之建兴三十三年）纪杨宣伐焉耆事及骏分别凉、河、沙三州与自称凉王事。今细观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书，实皆张骏称王以后之事，则其时当在永和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盖可决也。何以证之？柏表中称“臣柏”，又称“尚书”，以汉表例之，其上当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长史关内侯臣柏顿首死罪上尚书，而断纸失之。明为张骏称王后事。书稿之中，一云台使，一云诏家见遣使来，台与诏家皆晋时指斥天子之语。是时晋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骏于石勒石虎虽偶称臣，然未尝真以上国视之，则所谓台与诏家，实谓张骏，而骏未称凉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称也。是时骏虽称凉王，实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称上尚书，其对外国，则称之曰台，曰诏家，亦不足怪也。杨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书稿必致于焉耆既服之后，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数纸观之，李柏盖两为西凉长史，其始于击赵贞而败，虽以减死论，自当去官。后骏击擒赵贞，征服龟兹、鄯善、焉耆诸国，柏当有功，故复镇西域。关内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称天子所居为台，盖始于晋。《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帝幸长安，惟仆射荀藩、司隶刘敦、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刘曜载记》云：“置单于台于渭城。”《石勒载记》云：“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后，相承用之，六朝人谓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军曰台军。李柏书称台使，亦犹言台城台军矣。诏家亦晋时呼天子之语。《苻坚载记》云：“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桓玄传》云：“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惟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今李柏书中称诏家，犹言官家，语尚可通，后略称诏，则信如桓胤所讥矣。《骏传》称骏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其不称天子而称诏家，亦所谓微异其名者欤？然苻坚、桓玄皆袭其名，恐亦不自骏始矣。海头之地，诸史未见，余此次考释斯氏木简时，已详论之，见《流沙坠简序》中，兹不复赘。李柏书中称严参事者，参事，参军事之略。参军事一官，始于后汉。孙坚参車骑将军张温军事以后，遂为官名，或谓之参军，或谓之参事，皆略其一字。参军则六朝史书中多见之，参事惟见于此而已。
　　
　　邸阁考
　　古代储蓄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元李治《敬斋古今》曾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举十一事，予复从《晋书》中得一事，《魏书》中得八事，《水经注》中得十事，古印中得二事，兹并举之。《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曰：“帝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百余匹，宣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吾邸阁储峙少’，乃悉载置其营。”此一事也。《张既传》：“酒泉苏衡反，既击破之，遂上书请治左城，筑障塞，置烽燧、邸阁以备胡。”此二事也。又《王基传》：“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此三事也。又“毋邱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会于许昌，请速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此四事也。《蜀志·后主纪》：“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此五事也。又《魏延传》注引《魏略》云：“横门邸阁在长安，与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六事。又《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此七事也。《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穀战具。”此八事也。又《孙权传》：赤乌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此九事也。又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此十事也。又《周鲂传》：“鲂谲曹休笺曰：‘东主遣从弟孙奂治安陆，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此十一事也。以上皆李氏所举。然邸阁二字，不独三国时用之，自晋以至后魏，尚有此称。以余所知，则《晋书·文帝纪》“蜀将姜维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榖作邸阁讫，而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此十二事。又《李含传》“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难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此为十三事。又《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此为十四事。《晋书·周癧传》：“钱璯至广陵，杀度支校尉，焚烧邸阁”则为十五事。又《刘渊载记》“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榖。”此为十六事。此外见于《水经注》尚有十事，亦皆魏晋间之遗址。一河水条。新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疑古关津都尉治也。二济水条。济水又迳什城北，城际水湄，故邸阁也，祝阿人孙什将家居之，以避时难，因谓之什城焉。三清水条。清河又东北迳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四衡漳水条。衡漳又北迳巨桥邸阁西，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二里，中状若邱墟，盖遣囷故窖处也。五淆水条。淆水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此水为汶水，故有汶仓之名，非也。盖淆水之邸阁也。六泗水条。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赵一清曰：宿留，公犹之误。是也。），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七清水条。清水又东南迳士林东。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阁。八江水条。公安县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邱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十赣水条。“赣水又历钧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于此也。”此上十事，半系魏晋间，不必后魏所置邸阁。《魏书·食货志》云：“有司请于水运之处，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崖、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唐书·地理志》湖州安吉县“北三十里有邸阁池”，此必因古邸阁得名。传世古印，又有新平邸阁督、薛邸阁督二印，并敬斋所举，共得三十二事。然此三十二处，非无复出，如后魏之小平邸阁，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阁。《魏书序》纪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则新平与小平，疑即一邸阁也。又后魏之漳崖邸阁疑即《水经注》之巨桥，济州邸阁疑即《水经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