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公问对 - (TXT全文下载)

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陈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陈。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

　　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陈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陈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语传。朕为《破陈乐舞》，唯卿已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幡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曷为得宜？”

　　靖曰：“臣参用古法，凡三队合，则旗相倚而不交；五队合，则两旗交；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五；开相倚不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然）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

　　太宗称善。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

　　靖曰：“臣（案）[按]《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尔。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覆，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覆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军转陈，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

　　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

　　靖曰：“臣（案）[按]按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矩]，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惟务奇胜，非拒御而已。臣均其术，凡一马当三人，车步称之，混为一法，用之在人。敌安知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哉？或潜九地，或动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书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术如何？”

　　靖曰：“画地方一千二百步，开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纵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处，所谓陈间容陈者也。武王伐纣，虎贲各掌三千人，每陈六千人，共三万之众，此太公画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陈画地几何？”

　　靖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六陈，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尝教士三万，每陈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阵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曰：“五行陈如何？”

　　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

　　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兽之陈，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

　　靖曰：“诡道也。”

　　太宗曰：“可废乎？”

　　靖曰：“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

　　太宗曰：“何谓也？”

　　靖曰：“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

　　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

　　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吴广败秦师，岂胜、广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夸兵众，所以自败。臣（案）[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

　　太宗曰：“《尚书》言：‘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

　　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也。《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谓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

　　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按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蕃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杨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

　　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案）[按]《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而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

　　太宗曰：“诚哉！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

　　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太宗曰：“何谓也？”

　　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

　　靖曰：“昔越伐吴，以左右二（师）[军]鸣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变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澹兵远来，勒遣孔苌为前锋，逆击澹军。孔苌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铁蒺蔾、行马，太公所制。是乎？”

　　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

　　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隙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

　　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吴）［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

　　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

　　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太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决）[法]，敌与我分而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二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安]，（亡）[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朕（常）[尝]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

　　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盖学者徒（谓）[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

　　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何损乎？”

　　太宗曰：“善！朕无疑矣。”

　　太宗曰：“李勣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

　　靖曰：“勣忠义，臣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

　　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

　　靖对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

　　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曹，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

　　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与）[异]于致斋推毂（邪）[耶]？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

　　（靖）[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闇（者）[将]拘之，废亦宜然。”

　　靖曰：“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以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

　　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为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

　　太宗曰：“当今将帅，惟李勣、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

　　靖曰：“陛下尝言勣、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阵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

　　靖曰：“昔晋师伐秦，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彼敌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勿击堂堂之陈，无邀正正之旗。’若两军体均势等，苟一轻肄，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

　　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在敌。”

　　太宗曰：“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朕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

　　靖曰：“臣前所进黄帝、太公二陈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

　　靖曰：“臣尝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精至微；《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子》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

　　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才，缮完自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

　　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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